“三峡工程要走经营性开发之路”——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 [复制链接]

第3版(经济)
专栏：

“三峡工程要走经营性开发之路”
——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
本报记者　赖仁琼
去年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率团赴三峡考察。50多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重庆顺江而下至沙市，再由陆路入洞庭湖区，沿途调查研究。返京后，王光英提出了三峡工程走经营性开发建设之路的主张。
早决策　快上马
“我主张三峡工程早决策，快上马。”王老说：“从防洪、发电、航运等诸方面的巨大效益看，工程不能再拖下去了。”
去年安徽、江苏等省的特大洪涝灾害，使王老一行在考察中特别留心长江中下游现有水利设施的防洪功能。“荆江北岸的江汉平原防洪形势十分严峻。”王老说，北岸的堤防在300多年前连成一片成为荆江大堤后，每年都有多达1亿吨的泥沙随长江而来，淤积在洞庭湖内，使湖区逐年淤高，形成南岸高、北岸低，南北相差5至7米。为防洪，北岸大堤不得不越筑越高。现在，荆江大堤平均高12米，最高16米，致使洪水期荆江河段水位比地面高出十多米。考察中他们了解到，党和政府多年来在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加固加高堤防等措施并不能有效地防止长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建国初期的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后，减轻了下游水灾，但仍有4800万亩耕地被淹，3万多人死亡，京汉铁路100天不能正常通车。
王老说，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资料显示，中下游堤防如全部按1954年理想最高洪水位（即不溃口不分洪的水位）来加高加固，还需土石方约90亿立方米，其投资比建三峡工程还要浩大，不仅不经济，而且堤愈高，潜在的危险性也就愈大。这些年来，补堤固堤的民工每年有三季在工地上辛勤劳作，而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獾、白蚁等对越筑越高的防洪大堤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有人见过堤上最大的白蚁洞可容纳4个人打麻将。王老忧虑地说：“人们不是常说‘蚁穴虽小，可溃千里大堤’吗？想到那些大大小小、补不胜补的獾洞和白蚁洞，谁不为两岸人民的生命安全担忧呢？”
王老以为，堤防的作用毕竟有限，而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早已能够筑高坝、建水库，结合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来消除洪水威胁。他说，经数百名多学科专家的充分论证，修建三峡等一系列水利枢纽工程，正是长江中下游除害兴利的良策。一些配套工程已陆续完工并发挥出效益，三峡是关键工程，在防洪作用上无法代替。在发电、航运等方面的巨大效益，对我国的四化建设也极为有利。三峡工程装机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亿千瓦，其经济效益相当于一个年产四五千万吨的煤矿再加两条长800至1000公里的铁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不上三峡工程，到2010年后，电力供应会更加紧张，电力生产会严重地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就是再上多少水电、火电和核电，也无法补上不修三峡工程这个大缺口。工程早上早得益嘛！因此，看清了建三峡工程是件大好事，就该抓紧去干。
以电养电解决资金来源
谈到工程投资，王老说，三峡总投资为570亿元，虽然数额很大，但由于分十几年投入，故每年投资并不算太大，国家预算也承担得了，何况还可以着重用以电养电的办法来解决大部分资金。
何谓以电养电呢？王老说，葛洲坝作为三峡的配套工程早已建成发电，现在年发电量157亿千瓦小时，若适当提高电价，即可解决三峡初期施工的资金来源，这是其一。其二，三峡工程在正式开工后第9年便有两台共136万千瓦机组投入发电，以后每年增加投入4台机组共272万千瓦，工期累计发电可达4300至4400亿千瓦小时，按每千瓦小时可创工农业产值4元计，可增加产值1．7至1．8万亿元，为国家增加利税2700亿元，同时电费收入可达400亿元。所以工程后期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三峡自身卖电收入，这不就做到了以电养电吗？
“但是”，王老话锋一转：“这样好的方针为何难以实施呢？问题就在于水电价格不合理。”他说，一方面，许多地方因严重缺电不得不“停三开四”，而另一方面，水电价格却又十分低廉，葛洲坝的上网电价每度才3分8厘9，这不就是把活鱼摔死卖吗？只有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只有改变经济建设中的诸多不合理现象，才能出效益，才能使我国四化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
王老感触颇深地说，搞经营搞项目，都要会算细帐。葛洲坝的电价若能调到每千瓦时2角以上，三峡的资金就不愁来源了。如能照此下去，实行水电火电同价，形成以电养电的良性循环，我国水电事业定会蓬勃发展起来。
精打细算搞经营性开发
如何对三峡工程实行经营性开发、经营性建设呢？这是王老考察归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说到底，三峡工程若走经营性建设之路，就是走出了一条深化改革之路。
“不可否认”，王老说，我们的国情和面临的许多客观现实，使得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以企业的搞法去搞三峡工程。但在现有条件下，能否引进一些合理的经营机制，严格管理，精打细算呢？他认为，只要善于管理，不仅可以节省不少资金，而且工程还会发挥更大的效益。
不能借搞三峡工程之机又冒出一批官僚机构，这是王老深为忧虑的又一个问题。他说，要设立一个有权威、有统一领导能力的办事机构，有权改变过去的运行机制，有权协调工程建设中方方面面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按经济、法律的机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