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史料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知识窗

普通话史料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为了适应社会对建立通语的需要，历史上，一些仁人志士和当权者，作了许多努力。春秋战国时，孔子教学生的不是地方话，而是“雅言”；汉朝提倡用“通语”；元朝学术界推崇“天下通语”；明朝要求人们写作必须合乎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洪武正韵”；清朝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不准送试”；辛亥革命后，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议定了国语定音，1926年又召开了“统一国语大会”。历代仁人志士和当权者的努力，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明朝初期曾在云南、贵州地区强令推行中原音。其结果，现在云、贵地区的方言，对北方人来说，比其地区的方言好懂一些。由于汉语说的人数众多，汉族居住的区域广阔，加上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以及几千年来我国政治上、经济上没有真正实现统一，所以直到解放初期，汉语方言的分歧情况，仍旧十分严重。
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音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因此，习惯上按照语音特点来划分方言区域。1957年，我国有关专家把汉语方言分成7个区域，即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区，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语”区，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语”区，以南昌话为代表的“赣语”区，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区，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语”区，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区。这7个大方言区中，有的又可分成若干小方言区。如“官话区”中，有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以成都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各个小方言区中的语音也很不一致，如福建的大田县，有10种互不相通的方音、土话。
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大。例如，以北京话为标准，上海方言中，“我”称“阿拉”（根据北京话拟音，下同），“你”称“侬”，“不好”说成“拆烂污”；湖北方言中，“闺女”叫“坛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苏州方言中，“这里”叫“格搭”；客家人说“欢迎”，北方人听的是“怀疑”；广州人说“政治”，北方人会听成“经济”……人们交流情况主要靠语言。因为方言互不相通，常常闹笑话，甚至误大事。据记载，1907年5月22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原拟2月19日举行广东潮州起义，并决定聚集饶平、揭阳、浮山等处的会党合攻潮州。这一地区的方言“4”“10”不分。浮山一路将“4时齐兵”误听为“10时齐兵”，未能按时集合，致使起义未成。几天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杀。解放初的土改运动中，福建大田县吴山乡一个会说普通话的地主伪装积极，给北方来的干部当翻译，常常把好话翻成坏话，好事说成坏事。1957年，福建大田县一位农民去参加鹰厦铁路建设，跑了3天的路到了永安市，可因语言不通，又不识字，找不到工地，只好在永安街头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跑了回去。人家还以为他开小差，弄得他好几天不敢见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上都实现了高度的统一，人民的社会生活有了重大改变，交通往来和交际日益频繁，在全国汉民族居住区推广普通话，不但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且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也迫切需要。
我国是从1955年开始有领导、有步骤地推广普通话的。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接着，教育部等15个单位向全国发出《大家都来说普通话的倡议书》。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李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