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忠诚战士　我军的卓越将领——悼宋时轮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党的忠诚战士　我军的卓越将领
——悼宋时轮同志
宋任穷　廖汉生　张震
惊闻时轮同志逝世，我们心情万分沉痛。在几十年革命斗争生活中，我们分别同他共过事，并建立了真诚的革命友情，他的许多宝贵品德与才干，深深地铭记在我们心中。时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一生忠诚党的事业，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都矢志不移。他既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又是一位军事教育训练专家、军事科技研究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造诣颇深的军事理论学者，对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悼念之情。
（一）
时轮同志毕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坚定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身处逆境，也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
时轮同志青少年时代，就十分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因此被学校当局开除。为了继续从事革命事业，他毅然投笔从戎，1926年初，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决心走武装救国的道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时轮同志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在一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团结狱中难友，在党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受了种种考验。他曾带头发起绝食斗争，要求读书、看报、改善狱中伙食，迫使狱方妥协。1928年出狱后，他辗转香港、上海，多方寻找党组织，没有找到。遂于1929年返回湖南家乡，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在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地区组织起了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打白匪，杀土豪，开展游击活动，后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回到党的怀抱，便立即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长期、复杂、曲折的战争锤炼下，他从一个青年军人成长为一名能征善战的高级将领。
1946年1月，时轮同志出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方面执行处处长，积极协助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与美国和国民党方面的军事代表进行谈判斗争，以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违反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派在谈判桌上理屈词穷，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竟然唆使流氓、特务打砸军调部中共代表处，非法抓走我新华社和解放报的记者。叶剑英同志当即向北平市长熊斌和军调部美、蒋代表提出强烈抗议，并指派时轮同志到北平市警察局交涉。时轮同志以少将执行处长身份，大义凛然，直闯警察局，据理谴责国民党当局破坏谈判的行为，严厉斥责警察无能，竟连军调处的安全也不能保证，并要求立即释放我方记者。伪警察局上校局长被迫认错道歉，答应立即释放被捕记者。一时，宋时轮大闹警察局的故事，在北平传为佳话。在调处停战期间，美、蒋代表认为宋时轮是一位很利害而又难对付的对手，国民党曾唆使特务图谋暗杀他，乘他上街时打黑枪。
时轮同志在历史上几次身处逆境，他都能泰然处之，正确对待。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立案审查，残酷批斗，待遇由大军区级降为团级，并被强行劳动改造。但他始终坚持原则，毫不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一身正气。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时轮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他同政治委员粟裕同志一起，带领全院同志坚决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竭力抵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稳定军事科学院的局面，并有效地保护了当时因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满而被追查的干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开展军事科研工作，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率先深入研究和积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先后发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胜利的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等重要论文和专著，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并由他提议和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坚定地捍卫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
时轮同志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一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二）
时轮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战争年代，他从游击队的领导人到大兵团指挥员，身经百战，参加和指挥过许多次驰名中外的战役，充分表现了他指挥作战的才能，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指挥艺术的主要特点是：一切从全局出发，决心果断，部署周密，用兵灵活，既长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防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央红军第35军参谋长、第21军参谋长兼第61师师长、西方军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作战中，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断。到达陕北以后，又先后出任红军第30军和第28军军长，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作战、西征作战和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山城堡战役，以及援西军的行动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轮同志任第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团长，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日军作战。同年9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率由第716团1个营组成的雁北支队，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收复数座城镇，直逼大同，严重威胁了大同日军和同浦路北段日军交通，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1938年5月，雁北支队奉命同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时轮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政治委员，挺进冀东，曾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振了八路军的声威。其后协助地方党组织领导了有20余县和开滦煤矿共20余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武装10万余人，开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冀东抗日武装由于种种原因受挫，但中央军委曾肯定地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
解放战争期间，时轮同志历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第9兵团司令员，率部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参加了朝阳集、泰安、老河口、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要战役，表现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豫东战役中的桃林岗之战、济南战役中的商埠之战、淮海战役中的徐东阻击战、渡江战役中的郎（溪）广（德）围歼战以及上海战役中的浦东和市区作战。
1948年5月至6月中旬，时轮同志率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在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远出鄂北，进行了光化、老河口之战，接着在平汉路以西参加了宛（南阳）东战役。这时，粟裕同志率华野主力在中原地区寻歼敌军，以开创中原战局。6月中旬，粟裕决定，首先攻占开封，尔后聚歼援敌。为配合开封战役，时轮同志奉命立即率部进到上蔡地区，协同中原野战军一部，阻击由平汉路东侧北进的胡琏兵团，血战6昼夜，保障了开封之战的胜利。紧接着，为保证华野主力消灭睢县、杞县地区的区寿年兵团，时轮同志又率部进占杞县。29日，被称为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兵团之第5师和第70师向桃林岗阵地发起攻击，时轮同志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激战7昼夜，歼敌5000余人，使骄横彪悍的邱清泉部眼睁睁地看着10多公里以外的区兵团被歼而无可奈何。这一在华东野战军史上有名的桃林岗阻击战，受到了华野首长的高度评价。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时轮同志指挥第3、第10、第13及鲁中南纵队组成的攻城西集团。战役发起后的第三天，守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余人宣布起义。时轮同志乘敌防御部署出现空隙的有利时机，立即指挥部队抢占机场，突入商埠，并令第10纵队迅猛插入车站，直逼外城普利门以北城墙。这种抓住有利战机果断机动地实施指挥，受到了攻城前指的赞扬。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东阻击战，也是华东野战军防御作战的范例。当时，时轮同志指挥第7、第10、第11三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保障主力围歼碾庄圩地区的黄伯韬兵团。敌在坦克、飞机支援下拚死猛攻，时轮同志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血战十昼夜，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统一整编，时轮同志任第3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他率部南下，与第7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实施渡江。渡江战役成功的关键是部队能否顺利漕渡。为此，在部队到达长江北岸后，时轮同志深入到第一梯队师、团甚至突击连队，检查准备工作，指导水上训练，并亲自观察对岸敌情，帮助军师拟制作战方案。第9兵团的准备工作做得扎实可靠，收效显著，三野前委将其经验向所有渡江部队作了通报。4月20日晚，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顺利突破敌之江防。沿江之敌纷纷向南溃逃。尔后，时轮同志遵照粟裕同志的命令，紧紧掌握追击必须快速的原则，除组织一部分部队肃清沿江残敌外，率领主力日行百里，昼夜兼程向东疾进，按时进到吴兴，与第10兵团封闭了敌南逃通路，经两昼夜激战，将逃敌五个军全歼于郎溪、广德地区。
紧接着，时轮同志指挥第9兵团5个军，会同第10兵团在粟裕同志统一指挥下发起上海战役。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人口500万，中共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力争完整地占领上海，尤其要避免使市区遭到炮火破坏。时轮同志根据上级意图和要求，决定先以两个军经奉贤、南汇、川沙迅速楔入高行、高桥，用火力压制了近海的敌舰，并从东岸封锁了浦江，会同在浦西作战的第10兵团，近使市区的敌人向北收缩。尔后又指挥另三个军不失时机地进入市区，强渡苏州河，会同第10兵团歼灭了吴淞以南的敌军主力，圆满地实现了既完整占领上海，又有效地歼灭了敌人主力的战役预定目的。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人民组织志愿军进行了闻名中外的抗美援朝战争。11月初，时轮同志被任命为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赴朝作战，立下了新的战功。
第9兵团入朝后的第一仗就是一场硬仗。当时兵团的任务是独立担负朝鲜东线作战，在长津湖地区求歼进犯的美国海军陆战第1师。时轮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精心部署，按时发起战役，在反击开始的当夜，即将美陆战第1师全部和美第7师一部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采取集中兵力、火力各个歼敌的战法，围歼敌军，苦战13昼夜，毙伤俘敌1．39余万人，予美军该两师以歼灭性打击，其中包括全歼美第7师1个团。这一仗，打出了国威、军威。
1951年春，时轮同志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后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参加指挥了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直至1952年7月奉调回国，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时轮同志一贯坚持从严治军的原则，重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指战员，重视部队的训练，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他带部队、办学校、搞科研，都突出一个“严”字，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谨治学。
在解放战争中，时轮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达两年之久，对这支1947年2月才由渤海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野战部队的建设，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纵队建立伊始，他就狠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培养，结合实际开展了“升级”教育，拟定规章，严格管理，加紧操课，严明纪律，克服地方性、游击性；他把部队放到血与火的战场上锤炼，要求各级干部和部队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受考验，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培养英勇、顽强的作风；他建立教导队、训练队，对骨干进行短期培训，亲自讲课，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使部队掌握克敌制胜的本领；他还抓紧战役、战斗间隙发扬军事民主，进行休整，总结经验，使部队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在他的带领下，第10纵队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为一支思想好、作风硬、纪律严、能打大仗、硬仗和恶仗的部队。他带兵不仅对部队要求严格，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尤其严格。对那些作风拖沓懒散，在执行命令时叫苦讲价钱和平庸低能的干部，不分职务高低，功劳大小，革命资历长短，轻则严加批评，重则进行处分，甚至撤销职务。然而，他对部队又非常关心，十分爱护。在频繁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他想尽办法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每到一地，他都亲自找地方政府，请他们帮助解决鞋、袜、衣物等；在他的热情支持下，部队办了报纸，建立了文工团、文工队，以丰富生活，保持高昂士气。他十分重视贯彻“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的原则，加强对俘虏的清理、训练，消除部队的疑虑，大力开展溶俘、补俘工作。在时轮等同志的带领下，第10纵队在解放战争中，由小变大，由弱转强，成为能攻善守的华野主力部队之一。一些同他长期战斗在一起的老同志都说：对第10纵队的成长壮大，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立了头功。
1952年夏，时轮同志从朝鲜前线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以教学为中心的办校方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注意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强调新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性能的教学，并着重研究现代条件下诸兵种的战术协同，亲自带领学员进行实兵演练。他从严治校，从一日生活到学习训练，从室内到野外，都按正规化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树立起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培养出一批深受部队欢迎的能组织与指挥合同作战和具有训练部队能力的中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及优秀教员和学校管理人员。
1957年11月，他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积极协助院长兼总政治委员叶剑英同志为开创我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做了许多工作。1972年10月，他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以后，同其他同志一起，带领全院同志为开创军事科学研究的新局面奋力拚搏。他严格要求研究人员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十分强调研究成品的质量，在他主持下，先后编写出一大批具有现实作用和深远影响的军事著作，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军事科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并作出了“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决策之后，时轮同志于1977年9月兼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此时，他已70高龄，仍不顾年高体弱，跑遍了各大军区，深入到部队、院校的训练与教学现场，以及校舍、食堂，同战士、教员、干部广泛交谈，开座谈会，了解真情实况，先后向军委、总部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还亲自组织和参加一些全军性的会议，研究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他率领总部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和军事科学研究人员，深入到广西、云南参战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了一整套作战经验，并向军委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1985年，他退居二线以后，直至弥留之际，仍然十分关心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经常找一些同志座谈研究。
时轮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满怀豪情地为我国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进的时候，时轮同志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建立的革命业绩将永世长存。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和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廉洁奉公、从严治军的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深深地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