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虚报产量 中共新登城岭区委书记秦敬亭竟帮助作假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虚报产量
中共新登城岭区委书记秦敬亭竟帮助作假
本报记者姚力文、周慧之报道：浙江省新登县城岭区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去年九月十五日写信向全省向他们应战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劳动模范等报喜。信里说：“今年我们全社种了一百四十一亩水稻（经丈量后的实际面积），共收九万八千七百七十五斤干谷，平均每亩收干谷七百零半斤，超额完成了原订平均每亩产量七百斤的计划。全社的十一亩‘千斤田’，共产谷九千七百六十六斤，其中有七亩的产量达到每亩一千斤以上。只有四亩‘千斤田’因连受四次大水，影响了水稻的发稞和成熟，没有完成计划。”
据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对证，上面说的这些产量全是假的。总产量虚报了约二万二千多斤；“千斤田”的产量没有一亩达到一千斤，最高的一亩产量也只有八百八十二斤（还是用九成秤称的）。
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千斤田”快要收割的时候，中共新登县城岭区区委会曾通知全区农民来参观，省农林厅也派了干部来监收。这时许桂荣已知道不能完成计划。他怕丢人，没名誉，便和社里几个干部商量办法。这时有人提议起早收割，许桂荣不同意，说这样人家会怀疑，又有人提议用小秤来称，每百斤能多出十斤。当时正在下雨，省农林厅派来的干部要回去开会，问他们收不收？他们说不收。省农林厅干部走了，他们立即在八月二十日把一亩“千斤田”收了。收下来的鲜谷，用小秤来称，有一千三百八十四斤。据参观群众当场估计，鲜谷如果晒成干壳，要打六五折，顶多是七折。但有人说，打个八五折也算。因为意见不统一，便在当天下午的阴暗的阳光下晒了一下，再称为一千零九十斤。大家还说不行，他们就说再晒。在这次晒的时候，他们又从别处挑来一百八十斤干谷，合在一起用真秤称，共有干谷一千零六十二斤。这亩“千斤田”实际上只有八百八十二斤。其余六亩“千斤田”的产量，也是这样假造的。群众心中有数，但不敢讲，因为这是许多干部在那里搞的“典型”。
全社的产量也是假造出来的。秋收时，中共城岭区区委书记秦敬亭和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队干部陈天杰、朱继畲等到该合作社去，这时该社已收了六百四十八担稻谷，以每担折干谷一百四十五斤（一般只能折一百二十斤到一百三十斤）计算，估计再加上没有收割的，平均每亩还不到六百斤。社里的干部都很担心，秦敬亭就批评他们说：“怎么搞的？是不是统计错啦？再了解了解。”（以后该社副社长王林山说：我们正没有办法，秦指导员提示了我们。）秦敬亭走后，许桂荣又召开了理事、社员会，要大家想办法。他说：肥料下得这样多，计划完不成，向外面不好交代，也不光荣。这时他提出虚报谷担的意见，大家同意，并议定田面大的多报一担，小的多报半担。第二天，秦敬亭等又来总结谷担，社员就虚报了三十二担半，再加上十八担晚稻（当时还未收获，这是估计数），共合六百九十八担。以每担中稻一百四十五斤，晚稻一百三十斤计算，共是九万八千七百七十五斤。这个数字如以全社一百五十四亩田平均，每亩还不到七百斤。秦敬亭又想出丈量地亩的办法，用绳子拉地，把一百五十四亩拉成一百四十一亩。这样，每亩平均就有七百零半斤了。
九月中旬，该社晚稻已大部收割完毕，中稻谷绝大部分也晒干了，就要进行分配了，当时计算全社总产量只有七万六千多斤干谷。许桂荣召开了第三次理事和社员会议，共有二十多人参加。许桂荣对大家说：“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老老实实向上级反映，承认我们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一条是大家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谷担已多报了，那里还可以向上级反映？大家就来研究分配办法，决定土地、劳力三股分，劳力分两股，土地分一股。在算账中间，许桂荣又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有七个社干部参加。有的干部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对不住毛主席的。”大部分干部怕“荷叶包老菱，迟早要被识破”，还怕以后不好领导社员了。研究结果，许桂荣布置说：“事情已做了，以后大家不准讲，谁讲了谁负责；只要大家不讲，别人是不会知道的。”会议决定将二万二千多斤虚数分别记到各户的账上，作为社员的秋季预付谷；以个别通知的办法，通知各户社员；并一再嘱咐社员不准向外讲。许桂荣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回来后，又作了一次“封口”布置。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亩产量七百零半斤，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新登县委、城岭区委在处理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问题上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秋收时，县委根本没有派人检查过。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虽然派了生产科长陈筱儒前往检查，但陈并没有亲自到社里，光听了干部的汇报。区委书记秦敬亭平时很少到该社去，秋收时去了几次，只是单纯要成绩，发现该社不能完成计划时，就想尽办法替他们作假，起了很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