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直无畏功垂千古——忆谭震林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刚直无畏功垂千古
——忆谭震林同志
江华江渭清谭启龙陈冰
谭震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九年前，我们为失去这位在创建和建设新中国的艰苦斗争中生死与共、休戚相通的战友而悲恸；现在，我们心头的哀思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谭震林同志永远活在战友和人民心中。
谭震林同志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湖南攸县人，12岁开始在书纸店当学徒，当印刷装订工人。13年受压迫、受剥削、受凌辱的工人生活，启发了他最初的朴素的阶级觉悟。他曾自发地带领工人，向打了一位老工人的老板娘评理算账，迫使老板娘向那位老工人下跪赔罪，这在当地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他还发动和组织了攸县城书纸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斗争。在1926年的大革命洪流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谭震林这位觉悟了的工人，走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1927年冬，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打下了茶陵县，谭震林作为当地的工运领袖，被推选为茶陵县总工会主席，并以工农兵政府的工人代表身份，被推举为工农兵政府主席。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
十年内战初期，谭震林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创建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并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在1927年底，在茶陵县湖口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他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他参加了攻占遂川县城和宁冈新城的战斗。他奉毛委员之命，多次深入到九陇山区调查湘赣边界的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状况，摸索土地革命的方法，并且领导了井冈山的分田运动，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的制订，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和实践经验。1928年11月，他任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前委委员。当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井冈山时，毛泽东、朱德指挥小而弱的红军，用英勇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会剿”。谭震林参加了保卫井冈山的艰苦斗争。经过这一段革命的实践，谭震林对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思想，有了较深的认识。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军事主张的坚决维护者、积极宣传者和身体力行者。他说过：“什么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反正我们手里有枪，没有被敌人夺走，红旗就能打下去。我们的枪杆子越多，红旗越能打得长久。”毛泽东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著名历史文献，曾多次征询朱德等同志的意见，其中也听取过谭震林的意见。毛泽东对谭震林说的“没有武装，就没有我们的活动余地”的观点和他在井冈山斗争中的贡献，作过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十年内战中期，谭震林一直在红军中工作。1929年初，他作为红四军前委委员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从这时到1932年春，先后任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总前委委员和十二军政治委员。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他同罗炳辉等同志一起，率部转战赣南、闽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建工农政权，发展革命武装，为开拓赣南闽西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创建中央苏区，建立了卓著的功绩。1932年6月，福建军区成立，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领导了闽西红军和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建了主力红军与各级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动员人民，训练新兵，开展比武活动，优抚红军家属，仅军区建立之初的四个月内，就“扩红”11000余人，不仅壮大了闽西地方红军，还为中央主力红军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
十年内战后期，谭震林和他的战友们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战史。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谭震林留在福建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副主席。国民党在闽西南投下几十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对苏区进行反复的“清剿”；又下令砍伐红军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山林，采取“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自首自新”、“五光十杀”等高压手段，妄图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推行“计口购粮”、“计口售盐”的封锁政策，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在如此极端险恶的环境里，谭震林和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一起，发挥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依靠干部战士的觉悟，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支持，领导红军游击队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而且不断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谭震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挥闽西南各地游击队，“隐蔽窥伺敌人，分散迷惑敌人，埋伏消灭敌人，突击战胜敌人”，化整为零，出奇制胜，使穷凶极恶的来犯之敌陷于“死伤、消耗、疲惫”的困境而一筹莫展。历时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巩固了1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保卫了土地革命的成果，使武夷山红旗不倒。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也因而被人们誉为“南方三杰”。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时说：“你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主要的还是搞武装斗争，转战长江南北，对皖南、苏南、淮南等地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谭震林受命任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他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参加创建了皖南抗日根据地。他亲自指挥“繁昌保卫战”，五战五捷，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扫荡”，大振了新四军的军威，鼓舞了皖南军民团结抗战的胜利信心。1940年4月，谭震林奉调进入江苏南部东路地区主持党政军工作，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谓东路，即京（南京）沪（上海）铁路东段长江三角洲地区，北有长江，南有沪宁铁路，周围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大城市，日伪据点林立，封锁严密。谭震林带领一批干部，化装进入这一地区后，迅速同地下党及游击队取得联系，了解到群众抗日情绪极高，“灰色”武装不能振奋人心。据此，他果断地摒弃了那套地下斗争的“秘密方法”，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创建各级抗日政权，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巧妙地把井冈山、闽西南的经验运用于水网平原的游击战争，在敌人的鼻子尖下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苏南形势为之一变。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他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猛烈发展革命力量，奉命出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政委，兼任江南区党委书记，领导苏南军民英勇抗击敌伪的残酷“清乡”、“扫荡”和反共顽固派的袭击，取得了包括溧阳北部“黄金山三战三捷”在内的一系列胜利，保卫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后来，他又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政治委员和军政治部主任。1943年到1945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和淮南区党委书记，领导了抗日反顽的艰苦斗争，保卫了淮南根据地，保卫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安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叫嚣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7月，汤恩伯指挥15个旅约12万人大举进犯苏皖解放区，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苏中解放区。敌人自恃兵力数倍于我，且全副美式装备，扬言“收复苏北，易如反掌”，骄横不可一世。而我苏中战斗部队的总兵力只有18个团约3万人。当时，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他们指挥我野战军奋起自卫。从7月13日到8月27日的一个半月里，在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连续作战七次，共歼敌6个旅、5个交通警大队，计53000余人，占正面进攻之敌全部兵力的1／3以上。这就是著称于我军军史的“苏中七战七捷”。
1947年1月，华中、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员）、谭震林（副政委）的指挥下，接连取得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几个重大胜利，威震华东战场。在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以后，华野分成东西两个兵团。陈毅、粟裕率西兵团进入鲁西南，执行外线作战任务。许世友、谭震林率东兵团，执行山东内线作战任务，策应陈、粟的外线作战，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中原。从1947年9月到1948年6月，谭震林和许世友一起，率部先后发起了莱阳战役、周（村）张（店）战役、昌（乐）潍（县）战役、泰安战役和兖州战役，解放了山东绝大部分城乡，完全孤立了济南。1948年7月，中央军委给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和许世友、谭震林下达“拟令许谭攻济”的任务。谭震林和许世友、王建安一起，经过周密的准备，指挥部队于9月16日晚发起济南战役，在24日晚解放济南。整个战役只用了8天，而中央军委预先规定的第一种要求，即最好的情况是20天。此役除了争取吴化文率部2万余人起义以外，共歼敌84000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中央军委在9月29日的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并指出：“你们这一勇敢、果断、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在伟大的淮海战役中，中央指定组成指挥战役全局的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任书记。谭震林是总前委委员之一。战役的第一阶段，他和王建安一起，指挥一部主力取得了策应张克侠、何基澧率部起义和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两大胜利，被毛泽东称为淮海战役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和“第二个伟大胜利”。毛泽东、周恩来收到第一个捷报时，还曾以茶代酒，兴奋地举杯祝贺。接着，他和王建安指挥部队取得徐南阻击战的胜利；在战役结束时，他和王建安又指挥山东兵团，与兄弟部队一起，经四昼夜连续作战，全歼杜聿明集团。
1949年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渡江战役，谭震林是奉命最先率部打过长江去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当时，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按中央指示，渡江作战仍由淮海战役时组成的总前委领导，邓小平在陈毅协助下统一指挥二野、三野组成的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谭震林奉命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由于当时参战部队干部、战士大多来自北方，不习水战，谭震林就把部队拉到巢湖开展水上练兵。陈毅称赞“巢湖练水军是解放战争史上重要的一页”。4月20日晚，谭震林指挥中集团7个军30万人从芜湖对岸强渡长江天堑。万炮齐轰，千帆竞发。最快的船只仅15分钟就抵达南岸。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就被我军突破。21日，谭震林和第七兵团军政首长率指挥所渡江。中集团率先突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长江中段，这就为我东西两个集团军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谭震林在他的一生戎马生涯中立下的最后一功。
1949年5月，谭震林率部解放杭州以后，主要精力转到了领导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上。从这时直到1954年底的五年中，他先后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兼治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为接管城市、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治理淮河，以及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
如同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谭震林领导新解放区的工作，十分注意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南下途中，他多次向干部、战士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讲解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时，他形象地说，“过去我们是屁股坐在农村，一只脚插在城市；今天屁股坐在城市，一只脚要踏在农村”。但是，浙江解放伊始，我们占领了城市，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各类残余武装溃逃到农村，还有10万多土匪分散在农村各地，他们到处破坏骚扰。城乡交通受阻，农村物资不能进城，城市人民币不能下乡，以致城市吃粮困难，金融不稳，物价暴涨，社会秩序一时混乱。谭震林感到只有城市、没有农村是不成的。1949年6月15日，他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把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暂时转入农村，各级党委除以必要力量掌握城市工作以外，抽出大部分力量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完成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和征粮任务。他说：我们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并不是放弃城市；相反，在整体意义上说，正是为了加强城市，克服城市当前所遇到的困难，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这正是为了具体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到城市的总方针。中央批准了华中局把工作重心移入农村的提议后，谭震林主持浙江省委，发出了把野战军工作队化的指示，决定从城市机关、部队、学校抽调3万干部下乡。工作队下乡只三个月，农村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省85％的地区的股匪被消灭和击溃，恶霸统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城乡交通逐步恢复，我们在城市站稳了脚跟，整个工作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敢于和善于把上级指示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是谭震林每到一地、每干一项工作，都能迅速打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4年12月，谭震林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9月，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长时期独挡一面的工作。在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期间，他以满腔热情，为探索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在50年代末，他在农业指导上也有过缺点和失误，但他一经发现，就主动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及时纠正，坚决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原则。
在谭震林身上，集中了共产党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最令人折服和敬仰的是，他心胸明澈见底，正直刚烈，无私无畏，爱憎分明。十年内乱期间，他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不顾，直言上书，面折廷争，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967年2月中旬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当着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面，怒斥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乱军、迫害老干部和破坏生产的罪恶行径。谭震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表示：“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这就是被林彪、江青诬称的所谓“二月逆流”。谭震林在这场斗争中，英勇无畏，疾恶如仇，为自己的光辉一生增添了最耀眼的一页，至今受到党内外人们的崇敬。
谭震林对敌人恨，对人民、对同志爱。他的一生，是提着脑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邪恶势力进行无畏斗争的一生，也是怀着满腔热情为着人民的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走向美好未来而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有了成绩，是党的，大家的；出了问题，他挑起来，不上推下卸。1948年潍县战役中，山东兵团政治部起草了一个对敌方人员实行宽大政策的电文和传单，只提“既往不咎”，没有讲“首恶必办”。党中央、毛主席发觉后，立即提出严肃的批评。兵团政治部的同志准备检讨，谭震林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政治部负责。”接着，他自己拟写电报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一句话也没有批评下面。这样的事例很多。陈毅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谭震林的确不整人，不搞阴谋”。“疾恶如仇，见善宣传，是他最大的特点。”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谭震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移。即使在战争年代极端困难的时候，在受到错误路线无情打击的时候，在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暂时挫折的时候，在十年内乱期间惨遭迫害的时候，他也是那样地乐观、镇定，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坚信我们党、我们军队和人民必胜，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而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终究要灭亡。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古人的不幸。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不计个人生前身后的得失。但是，包括谭震林同志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一生奋斗留下的足迹，他们的理想和抱负，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他们的挫折和胜利，他们的情操和品德，都是我们党和民族的瑰宝，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抵制“和平演变”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对子孙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把革命红旗千秋万代扛下去的极好教材，这一切，我们是不应也不会忘怀的。现在，有关同志正在编写《谭震林传》，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期待着《谭震林传》的成功并早日同广大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