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新宇同志的革命生涯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武新宇同志的革命生涯
余秋里程子华段云刘栻
武新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法学家。他60余年如一日，为中华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竭尽努力。他那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和优良的革命作风，永远留在人们心间。
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列
武新宇同志，又名武杰、武汉三，1906年生于山西省阳高县。1923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当时正值大革命高潮时期，他热心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师大学生组织新华学会负责人；同山西旅平同乡一起，组织了新晋学会，出版新晋月刊；和张友渔等人买下已停刊的国民晚报的设备，继续出版国民晚报，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1925年，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武新宇同志从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化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受党的指派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教育劳动者同盟，以后又参加了文化总同盟、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担任过北平、太原等市的“教联”书记、“文总”党团成员。当时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活动，数年间他先后到过开封、通州、保定、辽宁、太原、邢台、济南等地，以教书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时，新宇同志正在辽宁凤凰城第二师范教书，目睹日寇的累累罪行，义愤填膺，发动学生起来抗击，在高粱地里拿着刀、钗、木棒准备与鬼子拚命，因此校长迫使他离开凤凰城。太原成成中学教员刘墉如（共产党员）闻讯，推荐他到该校任教。由于他积极带领师生参加抗日，博得了校董事会和学生的支持，1932年初，学校董事会选举他为该校校长。他立即聘请共产党员教师担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并从北平师大请来进步同学任教，强化了党在学校的力量，党员教师第一次掌握了成成中学的领导权，从此这个学校成为太原学生运动的中心，传播党的主张和马列主义的阵地。
1931年12月18日，山西省学联组织太原市学生纪念“九·一八”三周月，武新宇等同志全力支持这一斗争，同学生一起向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游行示威，砸了省党部。1932年下半年，武新宇等同志领导了太原市各校学生驱逐山西第一师范反动校长黄丽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黄是阎锡山御用组织大同盟的骨干，驱黄实际上是打破山西反动势力对抗日学生运动的阻挠。随着学生运动的开展，武新宇等同志适时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1932年春，山西省“文总”、“教联”、“左联”、“社联”相继成立，武新宇同志担任“教联”书记。抗日反帝同盟会也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会员100余人，在武新宇同志领导下，他们在太原各学校积极活动，并向市民、士兵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影响很大。1933年1月18日夜，阎锡山派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该会住地，搜去了会员名册，15名学生被捕，相当多的学生被学校除名，武新宇同志遭通缉。他逃离太原，去到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抗日高潮。当时已回到北平的武新宇同志，被党分配担任“教联”书记、“文总”党团成员。不久，又派他协助杨秀峰领导北平市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同文联负责人刘清扬、张申府、白鹏飞、许德珩等共同工作。1936年冬，参加绥东抗战慰问团，在归绥市同各抗日团体广泛进行了联系；和旅平同乡发起组织晋绥旅平同乡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些工作对绥远和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1936年秋，我党与阎锡山结成了统一战线，山西的抗日运动出现了高潮。1937年5月，武新宇同志来到太原，担任北方局交通，负责和印刷机关联系，把印制品送给彭真同志。在太原期间，刘少奇同志住在武新宇同志的爱人张亚苏家里，他和亚苏负责掩护。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来到太原，代表党中央与阎锡山谈判，达成建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协议。战动总会是一个共产党、八路军公开参加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组织，对于实现我党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贯彻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重要意义。党决定武新宇同志参加这个组织，担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和战动总会中共党团成员。从此，武新宇同志全力投入了战动总会的工作。
参加战地动员工作，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战动总会派武新宇同志率领干部数十人，组成宣传队和救护队奔赴忻口前线为战地服务，在唤起民众支援战争、密切军民关系诸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1月太原失陷，战动总会转移到离石县，武新宇同志率领干部深入农村，在马茂庄组织起晋西北第一个村农民抗日救国会，同时指导各工作团、队，在一两个月内发动几千农民加入农救会，对晋西北地区的农民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2月，日伪军万余人分路进犯晋西北，八路军一二○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责成武新宇同志负责后勤动员工作。他配合一二○师，在岢岚等县，带领县区村动委会工作人员，征集了大批粮食、军鞋，组织了大批担架队，并动员游击队、自卫队参战，对一二○师连克七城，粉碎敌人围攻，以有力支援。4月间，战动总会在岚县召开有关各方参加的扩军联系会议。会前，武新宇同志以战动总会动员分配部副部长的身份，负责与晋绥军将领傅作义、赵承绶协商。会后，全力以赴完成这项工作，原定动员新兵13800名，只一个月时间就超额完成任务。
1938年夏，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决定开辟绥远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二○师组成由李井泉同志率领的大青山支队；战动总会派出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和第四支队协同配合，一起挺进大青山开辟工作。武新宇同志担任边委会主任和党的大青山地区特委书记。8月2日，武新宇同志率边委会干部和第四支队随先遣队北上。四支队是以成成中学师生为主组成的部队；新宇同志曾担任过成中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校师生投笔从戎，组成师生游击队，这在全国来说是一个罕见的范例。
9月初，一二○师大青山支队、战动总会边委会和游击第四支队胜利到达大青山腹地。农历八月中秋，这一地带就大雪纷飞，他们还穿着单衣，在风雪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行军作战，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部队一汇合，立即投入战斗，首克陶林县城，接着又奔袭乌兰花镇，又打了蜈蚣镇伏击战。这几仗使八路军、游击队声威大振，敌人的主要兵力龟缩在所占领的城镇，土匪远逸，伪组织人员望风而逃。战总会、边委会抓紧时机，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广大群众开始振奋起来，武川、陶林、归绥、固阳等县动委会相继成立，11月间边委会召开了第一次各县代表大会。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我军横扫阴山七百里，构成了绥东、绥西、绥南三大游击区包括18个县市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这广大地区内，普遍建立了具有政权职能的县区村各级动委会。
在县区动委会先后成立了数十个游击队、特务队，其中一部分陆续编入大青山支队，一部分由动委会掌握，发展成为武装工作队。各级动委会以开展春耕运动、解决春耕中的困难问题为号召，普遍地组织起农救会。根据地区特点，动委会对地主不实行减租，而是动员其为抗日做出合理负担；适时提出“减低经营地主对雇农借贷的利息”、“禁止对雇农开烟放赌”等口号，制止地主对雇农的盘剥。动委会还派工作人员到敌占城镇秘密活动，组织人民抗日救国会，在平绥路沿线组织了工人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活动。
大青山地区有蒙古族10多万人，反动统治者长期对他们野蛮压迫、歧视，使他们处于苦难的深渊。日本侵略者利用蒙汉民族间的矛盾，大搞所谓“独立”、“自治”等分裂中国的活动。因此，能否团结广大蒙古族人民抗日是关系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能否长期坚持的重要问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动委会都建立了蒙民工作机构。在我军指战员和动委会工作人员大力宣传动员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广大蒙民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正确的认识，纷纷参加到抗日行列，有的主动替我军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有的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我军，有的为我军保存物品、掩护伤病员，这样，蒙古族人民逐渐建立了同共产党、八路军生死相依的联系。在对蒙古族王公等上层人物的工作方面，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党委和动委会制定了一系列区别于汉族人民的政策。例如：不在蒙民居住区设立行政机构，不推翻王公制度，扶助王公抗日，对一般投日的蒙古族上层人士不轻易戴“蒙奸”帽子，等等。在这些政策的感召下，不少蒙古族上层人士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逐渐由敌对、怀疑，转变为信任、同情和支持。
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局面打开以后，武新宇同志于1939年夏调离。他在开创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名字永远铭记在蒙汉人民的心中。
主持晋绥边区政府工作
武新宇同志离开大青山后回到延安，分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在党中央主席办公室担任秘书。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晋西北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肃清了顽固势力，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冬，武新宇同志调回晋西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常委、晋西北行署副主任、晋绥行政公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
武新宇同志在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必须谈到的是筹备和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武新宇同志担任临参会筹委会常委兼秘书长，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晋绥分局的决定，拟定了临参会组织条例、参议员选举办法等10多种法规，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大会于1942年12月胜利召开，这次临参会最成功之处是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三三制”政策。在145名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47席，不到三分之一；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人民团体、根据地和敌占区诸方面，都有适当数目的议员，充分体现了团结的精神、民主的精神。临参会通过并发布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提出的“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通过并公布了经过修订的减租减息、征收公粮等条例和晋绥行政公署组织大纲、县区村组织大纲等等。会议选出成立了晋绥行政公署，选出新军总指挥、原二战区战动总会主任委员、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为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为副主任。临参会的决议和选举结果保证了党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方针、政策、施政纲领的贯彻实施，加强了解放区的各项建设。
临参会后，续范亭主任去延安养病，此后长时期内，晋绥解放区的政府工作即由武新宇同志负责主持。
临参会刚结束，武新宇同志根据临参会通过发布的各级政权组织大纲，立即着手进行整顿工作。他亲自拟定整顿行政公署的方案，调整了组织机构，建立了各项制度，改进工作方法，密切行政公署与专、县的联系。县参议会、区村代表会和县区村政府也进行了系统地整顿和加强。至此，晋绥解放区政权的组织建设日臻完备。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晋绥地区原本地瘠民贫，战争中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生活资料远不能适应抗战和民生的需要。武新宇同志主持政府工作以后，积极响应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贯彻执行“组织起来”和“劳武结合”的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和组织边区人民大搞生产。1944年全边区组织起37％的劳力参加互助组，春季军民开荒75万亩，夏季开伏荒23万亩，再加上兴修水利、精耕细作，当年就多收了8万石细粮。这年植棉18万亩，有26个县的妇女参加纺棉织布，纺织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2月，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群英会，检阅了两年来生产战斗的成果，表彰了英雄模范，武新宇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的总结报告。会后，进一步开展了争取以“耕三余一”为目标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是抗日民主政府所执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武新宇同志在长期主持政府工作中，牢牢掌握着这个施政关键。特别是临参会召开以后，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临参会的决议，充分运用政权的力量，使这些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进一步大大削弱了农村封建经济，使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为更有力地支援西北战场，1948年5月决定将晋冀鲁豫、晋察冀两边区的19个县和晋绥边区的九、十两个专区合并成立晋南行署，并成立中共晋南工委，由武新宇同志任工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晋南地区盛产小麦、棉花，物资丰富，武新宇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各项措施得当，为西北战场我军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力支援了大西北的解放。
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贡献力量
建国以后，武新宇同志长期在政法机关担任领导工作。1949年10月，任内务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组织并参与制定省县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烈军属优待条例，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优待条例等法规，对当时的政权建设和优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当时农村和城市都有一部分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1949年到1950年有16个省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他对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带领干部深入灾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1953年，新宇同志调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对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工作，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即将提请第一届人大会议通过的几个组织法的起草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4年10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武新宇同志调人大常委会工作。他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担任过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他以很大的精力，参与立法方面的工作。
武新宇同志参与刑法的起草工作历时多年，修改达33稿，1979年始经全国人大会议修改通过。他在具体组织起草和修改刑法草案的过程中，一贯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外国的、中国历史的立法经验应当研究，也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他非常重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主持讨论修改刑法草案时，总是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充分发表出来，将各方面的论点都反映出来，经过反复论证，最后写入草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制委员会，武新宇同志任副主任兼秘书长，参与多项法律的制定。他严肃认真，尽心竭力，投入各项法律的起草，为其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1983年，武新宇同志因年老体弱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被聘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顾问，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了中国法学会第一任会长。他虽年事已高，仍时刻关心党的事业，关心立法工作，经常提出建议和意见。
武新宇同志毕生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对党无限忠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党、对党的事业仍然充满信心。他60余年如一日，没有一刻不孜孜以求为革命工作，呕心沥血，不辞劳苦，忍辱负重。他一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艰苦朴素。
武新宇同志1989年9月3日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的一生。新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