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绿染京华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新绿染京华
长江
十年，历史兴奋地翻去了一页。
北京变了，变得葱绿优美了。
十年前北京的“自然景观”如何？
天灰、地黄，突然而至的西北风裹着沙尘大煞春光……
1977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防止城市沙漠化国际会议在这里举行，北京被列入世界“沙漠边缘城市”之列。
石破天惊。民心震撼。
两年以后，新华社播发通稿《风沙紧逼北京城》，将这沉重的裁决公布给全社会——
北京缺少树。北京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林木覆盖率低得怕人。山区占全市总面积的62％。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狂风肆虐无阻。年平均降水量却只有600多毫米……
北京人坐不住。北京大大小小的“父母官”坐不住，市长陈希同更坐不住——
1984年，北京市精简行政机构，有人建议“砍”掉林业局。他一拍桌子：“你们要砍掉别的局我没意见，林业局不能砍。林业局非但不能砍，还要加强！”
知道“文革”以后，林业局是怎么恢复起来的吗？老教授范际舟先生给市委、市政府连着写了三封信，字字据理、声声泪下，要救救北京的林业、救救北京的生态。现在林业局是范老先生当年生生给“哭”下来的！能砍吗？
京郊一枝花怀柔县，一座剧院新落成，人们请市长去剪彩。仪式完毕，县里人要和他照张合影。他说：“今天就不照了，因为我发现你们这剧院前没栽树，等你们什么时候把树栽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和你们照！”
1986年，他访问苏联，飞机一进入莫斯科上空，用他的话说：“那感觉简直和我们的不一样！”莫斯科城里城外，到处是白桦林，到处是浓绿铺地。
再到华盛顿，直升飞机直接降落在国会山的草坪上。资本主义国家都懂得保护环境，健全生态，人家的城市边上到处可见万亩片林，国会山也是把老房子拆了，搞绿化硬把山头绿起来的。难道我们共产党还不如资本家？共产党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人民需要什么？需要吃好穿好，需要树、需要负离子！
离开莫斯科的白桦林，离开国会山的绿草坪，飞回自己的城市，陈希同的眼睛经常是湿润的。不用问，他看到脚下起伏的大地，依然没有脱离“黄化”。斑斑点点的新绿显示着生命的欲望，但还构不成蓬勃的气势，还不能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古老的城市相匹配。
双脚一落地，这位爱动感情的市长就立即询问起绿化来。
市长办公会议的气氛较之以前变得紧张肃穆了三分。说到首都绿化要上大工程、打大仗、硬仗，陈市长的脸上收起了往日那种随和的笑容。
首都绿化在六五期末和整个七五期间，真正打了五个大“歼灭战”。这五个大歼灭战概括起来可以简化为五个字：环，片，线，害，景。
环。以天安门为中心，首先将市内的二环路、三环四环路及城市外缘绿化起来，把北京的心脏层层包围在绿树的环臂中。
片。在城、郊集中搞片林，成坨成坨地种树，使北京逐步形成符合生态要求的分散组合式新格局。
线。通往外省的五条放射性公路——京密、京张、京石、京津、京开，两侧都种上30到50米宽的树木，架起五条“绿色长廊”，将城市里的浊气放出去，让氧气流进来。
害。是指潮白河、永定河等肆虐危害北京的五大风口。种树，坚决把五条风龙锁住。
景。是指八达岭等七大风景区和市内市外要广建公园、花园。改变老北京只有6大公园的旧貌，使传统园林走出“皇家园林”的狭窄天地，为健全首都生态服务。
北京住房紧张全世界都知道。
一人平均三五平方米。一间屋子半间炕。老少三代同居一室。这些情况陈希同不是不了解。
说话也就十来年的功夫，北京新建的居民小区孩子搭积木似的一片接一片拔地而起。北京人民的住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改善，据有关方面统计：仅仅十年盖起来的房子就超过解放30年来所建住房面积总数的好几倍。
楼房是一栋挨一栋越盖越多了，可是城市中将来种树种草的地方在哪？结束几十年住房困难的人们刚刚搬进“鸽子笼”，光顾得高兴，可是他们不想想，以后他们要走出“鸽子笼”，要在城市中找一片树荫、一块绿地，可上哪去找？
市长当然要比市民想得远。
咱们的房子不能就这么盖下去。这是“摊大饼”、“挤疙瘩”，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北京变成一座“水泥森林”，“热岛效应”大大地增大，那可是不得了的事！
听下边人诉苦：“市长，就是这么盖，还有很多老百姓嚷嚷没房住呢！”陈市长把头一正：“那也得事先留够栽树、铺草的地方！房子不够可以盖，可以盖得远一点，将来交通跟上去了，远近是可以调剂的。可是绿地不事先留出来，将来我们就毫无办法。再不能‘见缝插楼’，要‘见缝插绿’！我们要对得起当代人，还要为后代多想想。”
北京城北端的马甸立交桥修建好，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陈希同在大桥刚刚竣工不久，有一天突然发现东北角上的草地上还立着几栋房子。一问，原来这几栋房子是建桥时就盖好了的。陈希同把手往外一推：“那也不行，让他们退回几十米，宁可让他们扒了房子重盖！”
丰台区西罗园小区要建一片商品房，房主是市房管局，地已经征了资金也筹集好了，连楼基都已经基本完成。陈希同坐车路过那里，放眼一望，那片新翻的土地上一棵树一根草也没有。将来老百姓到哪去活动呀，周围已经是一片又一片楼群了，没说的，还是得拆，不管房主是谁。“钱花了，那可不是小数。”手下人为房主叫屈。市长说：“你们是不是说服不了他们，要不要我这个市长亲自去？”
城市是住房和绿地的矛盾。平原郊县是粮食和树叶的矛盾。
北京大兴县，8万亩荒沙地。年年不是风害就是雹灾。8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治理荒沙，用什么治？就用树。栽杨槐、刺槐，栽泡桐、沙柳。如今，大兴县的风沙基本治住，成为全国闻名的荒沙治理县。说来也怪，沙子没了，雹子也没了，从1986年到1990年，整整四年，一个雹豆豆也没下。真是老天有眼，老天爷被人们的种树热情感动了。
树是人类最不可缺少的朋友。直到险些成了沙漠中人，北京人终于真正开始认识绿色，懂得种树和他们吃喝拉撒睡的关系。
1980年，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提出了四项指示，其中绿化美化环境被定为今后检查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
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任务”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每人每年义务植树3—5棵。这无疑给首都的绿化工作吹来了春风。
邓小平同志八十高龄，到1989年已经连续11年参加义务植树，他的外孙女羊羊三岁起就跟着外公上山，小平同志风趣地说：“我增加了个部队”；待到孙子小弟长到三岁，他又带上，又说：“我又增加了个部队”。
杨尚昆主席到了1992年已经坚持植树14年，一年也没缺过。
为了使北京尽快脱去灰黄的外衣，换上绿色的新装，国务院特别批准成立了首都绿化委员会，陈希同出任一把手，常务副主任是被他特意请来的一位能干的老人单绍祥。
集体的决心是改天换地的合力。
全民义务植树是首绿委号令的万马千军。
1983年陈希同提出，北京要建立绿化工作的检查制度，一年两次，雷打不动，市长带队，各区县头头参加，认认真真检查它100次，50年，不怕北京不变。
迄今，这种浩浩荡荡的绿化检查队伍已经进山出山了17次，陈希同主持参加了17次，市委、市府领导全体“口径一致”、“步调一致”。
十年，首都党政军民学扛锹挥镐上山种树的人高达140万，绿化面积30万亩。人人种树、人人爱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新大路胡同，有一间朝鲜风味的小饭馆，就在革命博物馆南门附近。陈希同从市政府大院去国务院开会经常要从这条胡同穿进穿出。唉，到了这年春天一棵古槐怎么还不发芽长绿叶儿呀？他一连几天进进出出都在琢磨这棵树。
“停车！”终于有一天他让司机把车停住。“走，进去看看。”
进到后院，这棵古槐足有两到三人合抱粗，可已经“作古”多时了。树皮剥落，肚子也开了个大窟窿。再看看树干旁，三口大灶，炉火红红，鼓风机在那里呜呜地闷叫。造孽呀！这是在给古树做“桑那浴”！
陈希同气得回到车上把车门关得山响。
我们怎么能这么不爱惜古树呢？我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对待古树！每一棵古树都是北京历史沧桑巨变的活见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来北京到天坛把他羡慕得要死呀！他说我可以在纽约建一座同北京一模一样的天坛，但是我上哪里弄这些千年古柏！
市长再也说不下去。他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的脾气。处罚，一定要处罚。不光罚，还要登报批评！让全市人民都知道；这是一种违法，这是一种耻辱，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这件事发生以后，一系列保护名木古树的决定由市政府盖着大红印章下发了。陈希同让人把生活在北京范围内的所有古树一棵一棵地找出来，歪斜的把他们扶正，虫蛀的给他们灭虫，然后一一围上护栏，建立起档案，100年以上的，挂个绿牌，300年以上的，挂个红牌。一共5万多棵，一棵也不要漏掉。
每个人都应该爱惜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有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的义务。就把树木当成自己的生命吧，就把树木当成自己的孩子和老人吧！
对古树名木要这样，对新树、嫩树也要这样。从今以后，不管有没有理由，北京市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种人要砍树一律都得报请政府同意！100棵以下由主管市长批。100棵以上，市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
首都十年绿化，成就斐然。
红了首都，绿了北京。这是老百姓开始朗朗上口的一句新话。
春天里，很少再见年轻的姑娘们怕被风沙吹皱了脸蛋，宁可用纱巾包住头，把自己弄成个鸡婆婆的样子。
正午时分，行人在马路两旁的树荫里慢慢走着，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疾行于烈日之下没处躲没处藏，一任太阳把后背烤得滋滋直冒油。
在家中，妻子拿着湿抹布擦窗台，随口会对丈夫说：现在家里的窗台、桌面不用一天一擦，两三天下来也没什么土。孩子们到了星期日则不再缠着爸爸妈妈非要带他们去北海、颐和园，因为在他们楼下不远的地方就有街心花园或新建的公园可以供他们玩耍。
北京确实变了。
进入90年代以来，北京的雨水明显增多。
北京人变得皮肤滋润、和颜悦色、胸臆舒展。这一切都和环境得到改善有关。都和他们身边多了绿树花草有关。
今日的北京人完全可以为自己获得的新的生存环境而庆贺一番。
而市长此刻在想什么？
他当然不会像老百姓一样，这么心满意足。他还要时常提到莫斯科的白桦林、国会山的绿草坪来给大伙“泼冷水”。他还要说北京差得还太远。北京还有62％的山区，特别是深山区绿化还不行，还没摸门，还不知道山门朝哪开。
1991年北京人大会议上，陈希同来到卫生口的代表当中，提了一个具体的议题：一定要想办法使北京人到了2000年再平添一岁阳寿。
眼看着北京一天天变绿，变美，陈希同心里高兴，但是，更让他无限欣喜的也许不是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正在提高的大都市表面上的红与绿，他更高兴的是看到人心在变，生态观念、环保意识、绿化责任，在北京人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这几年，老百姓因为有人侵占了绿地、污染了环境，找市长告状的多了。有人直接把电话打到市长办公室。这些状子往往一告一个准。北京人已经摸透了市长的脾气，凡是接到这样内容的状纸，他一天都不耽误。
他曾经回忆：
有一年他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检查北京的绿化，这位领导同志看到北京一下子变得树这么多，花这么多，一边拍手一边说：“好哇，好，绿化不光是绿山头，也是绿人心。环境好了，人的精神文明也会得到提高。比如屋里铺着大红地毯，谁还好意思再往地上吐痰呢？”
也许，陈市长更高兴看到的就是北京人这样一种从红花绿树当中获取的圣洁美好的情感的升华吧？
那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一件事。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一个当地人用手指着城市边上的一片树林，对这位中国市长讲：“喏，这是我们城市的肺。”那种自豪劲，如同指着自己雄健身体的某一个器官。
访问即将结束，这位中国市长认真地问陪同他的翻译：“那么，你们这里的老百姓一生都有什么愿望？”翻译告诉他：“第一，写一本书。第二，栽活一棵树。”
他怔在了那里。回国的途中他一直在琢磨着这两句话，这两样东西。直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回到了北京的怀抱，见到了自己管辖的城市的每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觉得，他是更加珍视自己肩上的重任了。
（本文系长篇报告文学《天歌》的部分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