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讲话》的道路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沿着《讲话》的道路
　冯健男
唐文斌、周海波二同志合著《梁斌评传》已完稿，行将出书，这是好消息，令我欢喜。
我有好几年没见到梁斌同志了。去年冬天，二梁（梁斌、黄胄）画展在北京举办，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新闻，我在屏幕上见到了画展时的梁斌同志，衣着神情，还是老样子，看来身体尚好，步履颇健，心中欢喜。今年春间，文斌到天津去看望梁老，给我捎来了印制精美的《梁斌画选》，是梁斌同志送给我的。我于此闻到和看到梁斌的气质和风格。他永远是中国农民之子、大地之子。
但梁斌并不以画家闻名于世，而是以小说家名扬海内外。《梁斌评传》的传主正是一位小说家。他近年写的长达40万字的回忆录定名《一个小说家的自述》即将出版，可见他也自认是小说家。梁斌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这三部是一个系列，一个整体；此外，还有一部《翻身记事》，也是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写的都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因而翻身得解放的故事。30多年前，《红旗谱》问世，作者名重一时，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称许和推重，经受了十年“文革”的“大批判”，又经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大冲击，它的光辉并未磨灭，读者和专家都认为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大成就。
梁斌1933年在北平参加“左联”，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这可以说是他的文学生涯的起始。他当时发表的短篇小说和杂文，只是一个文学青年的习作，但已蕴含着一些可贵的东西，并且预示着某种发展的可能。评传的作者对于这些材料没有给予简单化的处理，而是作了细致的、求是的分析，并且把它们放在那个革命时代和左翼文学发展大潮里加以审视，予以评说。例如，关于梁斌当时以“雨花”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两个短篇——《农村的骚动》和《芒种》，评传这样写道：“也许，当我们把这两篇并不成熟、在文学史上也无人顾及的小说，重新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坐标系中时，才会明确意识到，它们对梁斌创作生活的重要意义。30年代初期，由于‘左联’执委会对广大左翼作家的某些要求，以及社会现状对作家们创作心境的鼓荡，越来越多的作家将自己的笔触伸向农村现实”，这就将青年梁斌的小说初作的时代色彩指点出来；“尽管会使人一眼就看出它们的幼稚与不足，但它们毕竟也是在当时那种文学浪潮的冲涌之下所激起的一朵小浪花”。评传至此说，“梁斌拥有他自己的世界，他完全可以在自己所认可的范围内进行艰苦的开采，而不必为某些时尚的写法所累。”这是说得很有见地的。梁斌那时虽然年轻，只有20岁，他的小说的语言和形式并不是“大众化”的，而是“文学化”的。他面对的不是大众，而是“文坛”。因此，他应该摆脱某些“时尚”和“模式”返朴还真，回到“他自己的世界”里去“开采”。评传这样写梁斌“文学生活第一步”是很有意义的，也给人以新鲜感。这对今天的文学青年也会有启发。
如我们所知道的，抗日战争爆发，梁斌回到他的家乡冀中蠡县了。这正是“他自己的世界”，然而又是“新的世界”。在这里，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是势在必行的。无论是办剧社、导演和编剧，还是写小说，梁斌所面对的都是大众，他不能不根据现实斗争和农民群众的要求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梁斌的努力方向更加明确了。的确，《红旗谱》正是实践这个《讲话》的结果。它是大众化的文学，又是典型化的艺术。它体现了文学的普及，又体现了文学的提高。《讲话》发表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个论断和预计的正确。《红旗谱》是继《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之后出现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作品。而就《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本身的创造历程来说，也是一个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过程。在战争年代，作者不断地、反复地酝酿和写作“红旗谱”的故事，直到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在大陆全部完成，作者执笔写作长篇小说《红旗谱》。到这时，“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的时机已经到来，《红旗谱》应运而生了。
梁斌小说创作的民族风格是这位小说家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方面，评传就梁斌小说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民族气魄、民族形式以及地方特色来进行分析和评论，并说梁斌“直接承袭了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学传统，以新鲜活泼、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以文学作品的大众化作为民族化追求的方向。”我认为这样立论是恰当的。
这部评传的两位作者都是高等学校中文系的青年教师，结出这样的果实，我感到可喜可贺。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这部评传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泛滥成灾的时候撰写的，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