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共命运——访藏族第一代考古学家索朗旺堆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同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共命运
——访藏族第一代考古学家索朗旺堆
本报记者唐宁
对于索朗旺堆来说，最令他自豪的就是他的命运同西藏的文物考古事业紧密相连。
昌都卡若村，澜沧江从它身旁静静地流过。1977年，索朗旺堆和他的同事们在此首次发现了西藏新石器时期的著名的卡若文化遗址，把西藏史前文化向前推进了数千年。
1982年以后，古格王朝遗址、藏王墓、列山墓和拉萨曲贡文化遗址的发现，在西藏考古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笔。尤其是曲贡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几千年前，生活在雪域高原这块神秘土地上的人们，已具备了较高的种植、养殖、渔猎和青铜冶炼水平。这个发现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84年起，索朗旺堆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成功地组织了全自治区的文物普查活动，同时他自己还编著了学术著作20余部。
由于索朗旺堆对西藏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藏族第一代考古学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名字，和许多当代中国杰出的人物一起，被列入《中国当代名人录》。
我见到他，是在拉萨的罗布林卡，他头戴藏式皮帽，身着褐色皮夹克，黝黑的脸上，浮现出真诚而亲切的微笑。他饶有兴趣地向我谈起西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只有这时，我才从他那准确的专业术语、熟练地引用藏汉文献的那特有的学者的谈吐中，感受到了一点这位藏族考古学家的不凡。
我说：“谈谈你自己吧。”
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索朗最爱读书是有名的，可也曾最怕读书。”
他爱读书的确是出了名的。1973年，四川大学考古系来西藏招生，凡熟悉索朗的人都向招生的老师介绍说：“就是那索朗旺堆最爱读书，让他去吧。”于是，这位当时西藏日报的排字工人，便进入了高等学府，从此同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到最怕读书，他告诉我，那是在黑暗的旧西藏。索朗旺堆出身于拉萨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地位极其低下。他的藏文名字的汉文意思是“福田灌顶”，这是父母唯一能给予他的最好的祝福。他从7岁起就被送到一个贵族家里当小佣人，陪少爷读书。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是在拉萨最大的一家私塾里，叫作‘娘热厦’，有100多学生。贵族的子弟坐在前面最好的位置上，其次是官员和大商人的子弟，我们这些小佣人只能在黑暗的楼梯下，一面侍候少爷，一面读点书。稍不注意，就要挨皮鞭，甚至带脚镣。我那时还小，我害怕极了，实在受不了就逃，一共逃了三次，第三次逃到了拉萨市郊的堆龙德庆县。”
后来他死活不肯去贵族家当佣人了，就继承祖业当上了鞋匠。直到1955年西藏民主改革后，他才有幸接受系统的教育，进了当时国家在西藏办的第一所学校——拉萨小学，一直读完中学。
而今，50岁的索朗旺堆正是年富力强，他主管着西藏这个“文物大省区”的所有的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
“我记得50年代初期，曾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藏民族，有近90％的人是文盲，考古和文物保护听都没听到过。”索朗向我介绍说。
他告诉我，他走上考古这条路也是很偶然的。即使他当初从四川大学考古学毕业时，他的最大愿望还是当一名优秀的藏汉文翻译家。那时，西藏的考古事业还未真正开展起来。1977年，刚分配到罗布林卡的他奉命去昌都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在昌都卡若村，发现了著名的卡若文化遗址，这是在西藏首次发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说：“通过卡若遗址，我看到了西藏考古事业的曙光！”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西藏的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中去。
谈到近几年西藏文物保护和考古事业的发展，索朗显得很兴奋，他说：“可以这样说，我和西藏的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都赶上了一个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西藏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国家和自治区等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文物保护和考古事业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考古的重大发现都在这几年。
索朗旺堆1987年赴法国巴黎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西藏文物展”。在学术讨论会上，他第一次作为卓有成绩的藏族考古学家，自豪地走上讲台，宣读了他的论文《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他从雪域高原走向了世界。
西藏幅员辽阔，文物古迹分布广，人力物力有限，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而醉心于藏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索朗旺堆，却充满信心，并为此而不停地奔忙。（附图片）
考古学家索朗旺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