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转换——上海深化企业改革纪实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历史性的转换
——上海深化企业改革纪实
新华社记者　吴复民　陈雅妮
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和中央工作会议“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战略部署，使大中型企业密集的上海站到了中国改革的前沿。
机遇与风险共生
1991年9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黄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党中央请缨：在上海进行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综合试点。上海市新一届党政领导人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全国一盘棋”方针，保证完成国家下达任务，保证上交国家财政金额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开发浦东的有利条件，由地方统筹安排，进行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综合改革，力争当年制止滑坡，第二年有所好转，三年走出困境，五年基本搞好！
这是代表上海人民的声音。在80年代，上海国营大中型企业承担着上交财政的重任，为支持全国的改革，上海作出巨大贡献，而上海的大中型企业本身在改革和开放方面迈出的步子却不算很大。5年中，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从80多亿元下降到30多亿元，经济效益出现大面积下滑的险情。改变这种局面势在必行。
当前，从全国到上海的经济形势，还有上海人民的改革愿望，都具备了深化改革的有利条件。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也恰逢其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这一届领导人决不吃“太平饭”。
“集团军”开进前沿阵地
以落实1991年9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上海同时展开了4大类型、8个层次的改革试验。锋芒所及，是沿用了几十年而少有触动的政府与企业的财政关系，政府对企业直接管理的关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关系等等。最终目标是促进企业转换机制，自主地走向市场。
人们在思考：“三资”企业的体制和政策都是我国政府自己制定的，中国自己培育的这套高效率的“软件”为什么不能因地制宜地输入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让它们也高速度运转起来呢？市政府制定了包括税收、经营自主权、会计财务、劳动人事分配在内的9条政策，把一批国营企业送上转换运行机制的“快车道”。市政府有关部门挑选“产业战略地位重要、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产业关联带动面大”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作试点。首批进入“快车道”的上钢三厂等7家企业，年前已正式进入转换机制的实质性运转。
涉及面最广的当数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按照设计测算，通过竞争上岗、考核上岗，上海国营企业将有20％以上的干部工人下岗、转岗，乃至待业。但是，人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退路，早改革，早受益。95家大中型企业勇敢地站出来，成为上海首批“全员劳动合同制”和“上岗合同制”的试点。曾经使一部分企业惊恐不安的“企业兼并”，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也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加之市政府的鼓励政策推波助澜，去年兼并成功的企业就有80家，3亿多元资产和3万多名职工转入了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领域。
企业集团则使这种企业的结构调整和组织创新在一个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展开。上海两家大型橡胶企业——正泰和大中华橡胶厂，多年来相互抗衡，联手组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以后，优势互补，效益大增，在闵行筹建的巨型“轮胎城”的年产30万套子午线轮胎的第一期工程，已经投入试生产。
与集团发展并行，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等9家企业宣布进入股份制的扩大试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上海发行股票的额度，今明两年达到2．23亿元人民币和1亿美元。
让思想再破“牢笼”
上海的理论界、经济界高度评价市委市政府联系上海实际要求上海干部实现的三个转变，即改变“一切从本本出发，不愿开动脑筋的思想作风”，“只想着不犯错识，不敢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和“万事不求人的‘朝南坐’的习惯”。
市纺织局由过去辛辛苦苦把生产计划死死地衔接到车间、工场的直接管理企业，变成协调服务，举办党政干部“营销策略讲座”等多种办法，帮助企业丢掉“奶瓶”，走向市场的大海。终于，1991年全行业的经济效益从“谷底”徘徊中走了出来。上钢三厂的258名中层干部在一周之内进行了两次转换：第一次是由国家干部转为“合同制”；第二次是按照新的机构设置重新聘任干部。
上海人说：90年代的上海人，必须扬“活络精明”之所长，弃传统体制烙下的“封闭保守”之所短，把上海变成“改革者、创业者的乐园”。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