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康克清大姐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痛悼康克清大姐
陈慕华
我到非洲出访前，病中的康大姐已经很衰弱了。4月8日上午，我去医院看望她。她虽不能讲话，但神智清楚，精神尚好。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并说：“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大姐病好了，又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了。”她微微点了点头，眼角闪出一丝笑意。4月10日，得悉大姐病危，我再次赶去医院看望。她已昏迷，医生已采用各种手段抢救。在紧张的出国准备期间，我依然惦念着康大姐的安康，4月15日启程前，还打电话询问大姐的病情，得知病情尚平稳，打算出访归来立即前去探望。不料病魔无情，噩耗突兀，这一别竟成永诀。待我回国时，康大姐已去，我连最后送别的机会也失去了。每念及此，心头的遗憾实难平息。
康克清同志出生在江西万安罗塘湾一个贫苦渔民家庭，从小就被送人当“童养媳”。作为穷人家的女孩，这种遭遇在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比较普遍。但康大姐性格倔强勇敢，她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在大革命洪流的感召下，在共产党人的指引下，她冲破家庭及旧礼教的束缚，积极参加农会，投身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万安暴动失败后，她毅然告别家乡亲人，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批女红军中的一员。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指导员。在长征路上，她跟随队伍四渡赤水，三过草地。在大渡河的铁索桥上，在绵延起伏的雪山和广阔无垠的草地，都留下了她的战斗足迹。康大姐是红军培养起来的忠诚战士。她并非因为是朱德总司令的妻子才出名。从“童养媳”到红军指挥员，这传奇般的革命经历，充分体现了她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即使在和朱德同志结婚后，她仍保持着革命女性的自立自强精神，不曾有一丝一毫的依赖思想。
康大姐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切实体会到：只有“把英勇奋斗的精神”，“真挚一致地发挥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这时候才是妇女真正解放的一天了”。在担任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中央妇委委员期间，她积极发动晋东南及华北妇女投身抗日斗争。她注意组织妇女参加生产运动，认为“只有动员广大妇女热烈参加到根据地的生产运动中来，才能从经济上巩固根据地，同时这也是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她强调要“把半数妇女组织到民主的斗争中来”。她说：“如果没有妇女参政，就不能这样热烈地激起妇女同胞如此奔腾澎湃的抗日怒潮，就不能取得这些胜利。”在领导华北地区妇女工作期间，她曾同各种轻视妇女工作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使华北地区的妇女运动得以蓬蓬勃勃地开展。
正因为康大姐身体力行，带领广大妇女实现着中国亿万妇女摆脱奴役压迫，争取独立解放的理想，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推动了根据地妇女解放的进程，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并把自己的后半生继续奉献给了中国妇女解放事业。
1978年在全国妇联四届一次执行委员会上，康克清大姐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那时，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由徘徊不前的局面，走向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时期。康大姐受命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以她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毫不迟疑地担负起党和人民的委托。当时她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她首先在妇联组织中进行拨乱反正，分清路线是非，解放了大批干部。接着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妇女工作，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对妇女工作的污蔑，肯定了建国以来妇女工作的成绩和主流。同时深刻记取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妇联工作失误的教训，为开拓妇女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时期的妇女工作起步了。康大姐亲自率领干部多次到各地视察，正是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崇高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深刻思想。紧接着又在1979年3月全国妇联举行四届二次执委会时，号召全国各族妇女，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投身改革、开放事业。从此，全国妇联在康大姐的主持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开展“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竞赛、“五好家庭”活动。这些活动使全国妇女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妇女工作水平也日益提高。
康大姐热爱儿童，一贯重视儿童工作。早在延安时期就创办了延安第二保育院，为了选择院址，她跋山涉水，勘察地形；当孩子们在医药和食品上遇到困难，她拿出“跑断腿、磨破嘴”的劲头去筹措。现在，这些孩子早已长成大人，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都还念念不忘“康妈妈”的抚育之情。建国初期，儿童保育工作遇到了许多难题，成千上万的孤儿难童需要救济与安置；在农村，需要扫除封建迷信，宣传实施新法接生、妇婴卫生；在城市，女工们和职业妇女们要求办托儿所、幼儿园，减轻拖累，以便集中精力参加各种建设事业。康大姐深知当时国家经过长期战争消耗，经济基础薄弱，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本着有多少力量办多少事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步骤地办好新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她主张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办儿童保育机构，不拘形式，因陋就简。当时兴建的一批工厂哺乳室，以及工厂、机关与街道办的托儿所，为广大妇女解决了不少困难，也为国家节省了开支，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80年代初，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先后成立了全国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康大姐亲自担任主任、会长，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做实事。
康大姐为增进同各国妇女的团结友谊，曾会见过来自五大洲各国的妇女界友好人士和各阶层人物；先后访问了波兰、苏联、朝鲜、奥地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日本等国。1952年4月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保卫儿童会议”，作了题为《和平对我们孩子意味着什么》的发言。1980年7月，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康大姐作为我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大会副主席。大会举行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签字仪式，康大姐代表我国政府在公约上签了字。
1988年，在全国妇联六届一次执委会上我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同大姐有了更多的接触。她坦诚地向我介绍妇联工作情况，希望我们书记处一班人一定要搞好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正确的妇女运动方向，针对中国妇女运动的特点，开展理论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去年10月，全国妇联召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理论研讨会时，大姐因身体状况已经不出席各种会议了，可还是到会看望代表。
康大姐一生清廉俭朴，而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很丰富。我们要以大姐为榜样，学习她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完成她未竟的事业。
首先，我们要学习她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康大姐自投身革命以来，就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在战争年代，她历经种种艰难险阻；革命胜利后，又经受了一次次政治风浪的考验。但她对革命的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任何挫折都没有动摇过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长征路上，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中央的目的，要挟朱总司令支持他，但遭到拒绝。于是张国焘宰了总司令的马，撤走了警卫员，并将康大姐与朱老总隔离起来。在那种危急的时刻，康大姐不妥协、不动摇。大姐非常喜爱孩子，虽然她自己不曾生育，却将母爱献给了千千万万的孩子。
我们要学习她坚定的党性原则。康大姐一向以革命的利益为第一生命，违反党性原则的事一件也不干。尤其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高压下，她不屈尊，不媚上，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文革结束后，面对着大堆的遗留问题和群众之间的恩恩怨怨，康大姐同样以大局为重，从不怨恨批斗过自己的同志，并且教育群众团结起来向前看。为了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康大姐主动退居二线，支持和鼓励第一线的同志放手工作。
我们要学习她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康大姐每到一地，都深入到群众当中，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在她主持妇联工作期间，花了大量精力组织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解决妇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她要求机关干部不说空话，不摆花架子，心里要装着群众，为群众做实事。康大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要学习她刻苦学习的精神。参加革命前，康大姐只粗识几个字。在革命队伍中，她抓紧一切时间刻苦学习。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她上了红军大学，成绩名列前茅。到延安后，又在中央党校和抗大学习。平时一有时间就抓紧读书。她热爱学习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年。当她因病不能看书看报时，每天还请秘书读报纸、文件，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临终前。
我们要学习她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康大姐作为朱老总的夫人，本人也革命资历长、威望高，深得人民群众的敬爱。但她从不以总司令夫人自居，更不以此谋取丝毫特权。她从不居功自傲，永远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她反对讲排场、摆阔气，处处精打细算，要求大家少花钱，多办事。她自己生活俭朴，粗茶淡饭，衣着普通，一件斜纹布棉大衣穿了二三十年，不肯更新。朱老总去世后，她把朱老总的存款全部交了党费。去年全国募捐救灾时，大姐又拿出自己的存款、毛毯、棉被和衣服捐给灾区人民。
康大姐是我国儿童保育工作的开拓者，是新时期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我们缅怀康大姐，就要像她那样，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妇女解放事业，为促进儿童工作的开展努力工作。
康大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