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讲话》精神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开放与《讲话》精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　程文超
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中重新学习、理解《讲话》，本身便是《讲话》原则的题中之义。在《讲话》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正是在分析“事实”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阐述了“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样一种结构构架，就使《讲话》成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形态。在这个结构里，闪耀着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以自身的逻辑和精神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要“从实际出发”，在对“现在的事实”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去重新理解、坚持“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和其他重大原则问题。重读《讲话》，回避对这样一种结构、这样一种精神的理解，便不能全面理解《讲话》，便不能真正坚持《讲话》。因为以发展的观点去坚持，才是真正的坚持。排斥发展的“坚持”，无论主观愿望多么美好，其客观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恩格斯说过：“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固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路，我们今天首先要问的问题仍然是：“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贯彻落实。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的历史环境。我们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在工作对象、任务、目的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着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不同的新的含义。具体对文艺来说，我们面对的这块土地，是历史的、也是今天的。历史的精灵，在土壤里活跃；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又使外来文化在这块土地上飘荡。中国这块文艺家耕耘的土地，在全世界范围里，是最厚重也是最有潜力的一块。
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如何考虑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及其他一系列原则问题呢？比如，首先，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讲话》）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同志把“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具体化为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四种人，并归结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今天，我们的人民大众的构成和人民大众的知识文化构成已经显然不同于已往：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农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建国后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大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为”的问题自然也需要作适当的调整。《讲话》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并在当时已批评了“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今天的人民大众在文化知识水平上、审美趣味上、期待视野上都与以往不同，再“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地给他们“小放牛”，恐怕已经不是“半斤八两”的问题了。其它重要原则也应作如是观。关键在于理解《讲话》精神，而不在于是否坚守个别词句。
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坚持《讲话》精神，还应把《讲话》放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整体中去理解。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是在《讲话》精神上不断发展建构毛泽东文艺思想整体的。后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艺方针，都是《讲话》的发展，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毛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整体，所概括的也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理论思考。邓小平、江泽民等同志在新时期提出一系列理论创见，都属于毛泽东文艺思想整体的有机部分。只有在这个整体中去理解《讲话》，我们才能真正面对并力求较好地解决历史交给我们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