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史的新篇章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文艺史的新篇章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李玫
文学艺术和接受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多少代文学家、艺术家一直着力探讨的问题。但《讲话》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不论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是相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学艺术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一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高台教化”面目出现的，从孔子提倡“乐教”开始，文艺就以施教者的姿态出现在接受者面前。宋代以后，中国文艺分裂成通常所说的雅文艺和俗文艺，尽管俗文艺接受对象的主体是劳动群众，而且俗文艺中已经反映了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但归结到理论说明上，“醒世”、“警世”和“喻世”的姿态并没有改变。
中国文学史进入现代，关于文学艺术与接受者之间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古代相比较有了重大变化。“五四”时期提出的“平民文学”的主张，就明显地包含文学为民众服务的思想，不单强调“教化”这一种关系。但是，这里的“平民”、“民众”等概念的内涵不明确。同时，启蒙、改造国民性仍是创作的出发点。这些认识，在表现出历史的进步的同时，又呈现出局限。
40年代初，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学艺术与其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讲话》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既着眼于文艺的基本特点，考虑到“五四”以来新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也立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首先，《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并以之作为文艺发展的方向。《讲话》指出，文学艺术所面对的接受者主要是“四种人”，即工人，农民，人民武装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也就是说，文艺应该与社会中最广大的群众相联系，而这种联系，不是施以“教化”，而是为之服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讲话》中指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其一，作家的思想感情向广大劳动人民靠近，最终应达到与劳动人民“喜怒哀乐，无不相通”的境地。这样也就改变了文学艺术漫长的居高临下的“教化”和“启蒙”的历史，而真正使文学艺术与广大接受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其二，与作家思想感情转变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文学艺术所反映的内容问题。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不应该是文学艺术家主观上力图灌输给接受者的若干教条，而应当是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此相联系，《讲话》中强调要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感情，正是文艺与广大劳动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前提。因此，《讲话》的出现，开创了一个文艺理性自觉的新时代，《讲话》中关于文艺与人民大众关系问题的论述，真正在全局的意义上使中国文艺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