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出千万积极性——广东经济发展评述（下）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放”出千万积极性
——广东经济发展评述（下）
本报记者　吴长生　蒋亚平
广东采访，印象最深的，除了被重塑的地表外，便是人的精神状态。
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中，6000万广东人，就如同6000万个发光的太阳，尽心尽力地参与广东的经济发展，贡献出源源不断的能量。
己之所求，应施于人
广东改革开放的基本作法，曾被人概括为“三字经”，即“包、调、放”。
正是靠这“三字经”，广东经济在平滑而又有节奏的状态中，初步完成了由传统产品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化。
广东人认为，“包”和“调”的前提都是要“放”，都意味着原来过度集中的经济权力的分解和下放。
“放”，是广东经验的“第一真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的成功，首功应当记在中央政府。如果中央政府最初不对广东实行财政包干、下放经济权限等特殊政策，广东就不会有今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同志，对记者谈及广东经验时，反复强调这是至关紧要的一点。
广东的精彩和独特之处在于，对中央给他们的权，不打折扣，不截留，而是尽最大可能往下放，放到地市、县、乡，乃至每一个基层经济组织。
他们认为，不能在经济工作中采取两套行为准则。向上拚命要权，要来的权和原有的权又拚命抓住不放。也就是说要“己之所求，应施于人”。
广东放权，实在，真诚。
10多年来，对于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的一点是，广东造就了一套有别于传统行政区划的行政机构框架。
在珠江三角洲，凡是能改为市的县、地区，全改为市；所有的乡，都改成了镇。最新鲜的是，原行政村全部“升格”为管理区，原村民小组，自然成为村。
村，这个最基层的组织，在广东就这么一“放”，便由1．9万多个，增长到13．7万多个。
这就如同一种生命力扩张极强的细胞分裂。以往经济独立性极弱的自然村，被“放”成了独立的经济发展主体。不到2万个的积极性，变成了13万多个积极性。
类似这样的一些放权，体现了广东省在指导经济工作时的一种基本思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和组织，成为有着自己独特责任和权限的主体，使他们能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中，及时、主动、负责、有效地行动。
广东放权，大度宽容，思路简捷。可放可不放的，放；可多放可少放的，多放；没有现成标准的，参照其它已有的标准，如特区标准放。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广东放权，从不折腾。遇到大环境变化，省里尽可能做“缓冲”、变通。时间长了，大家自然少了“变”的忧虑，种种困扰人们多年的短期行为，也就得到了抑制。
现在，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在广东从事经济活动时，有一种明显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宽大的标准、宽松的环境和宽敞的空间。
广东无模式
谈广东经济发展，不能不谈原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三个更加”，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广东放权，放出两个东西。一个是首创精神，一个是市场。前者是解放人的结果，后者涉及到物的解放。
广东之所以能在30个省市区中先行一步，能够比较漂亮地演出一场发展生产力、繁荣社会经济的大戏，就是因为他们着力培养出了一大批有首创精神、有创造力的演员，培育出了能让这些演员充分表演的大舞台——市场。
珠海西区，一个曾经是偏僻、荒凉的岛滩区。近两年那里发生的一切，使人们深深地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移山填海”。
岛和岛之间，海水被挤了出去，成片成片的土地从中长了出来；在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一座座山头消失了。代替山和海的，是宽敞平阔的土地和一栋栋崭新漂亮的大楼、厂房、别墅……
这是珠海人、西区人的成功，也是西区领导人钟华生的成功。
钟华生似乎是广东无数大大小小的“冒险家”中胆子最大的一个。他在经济低潮中起步，几乎是一无所有。他一直在大胆地埋头干。
钟华生靠什么？魄力，智慧，朋友，关系……都对。但是，对他来说，最需要“靠”的是珠海市市长梁广大——他的顶头上司。靠梁广大信任他，支持他，保护他，最重要的，放权给他。
钟华生还得靠他的部下。他把权与责任也同时放给他们，让人干，而不是让人玩；让人操心，而不是让人无聊；让人忙，而不是让人闲；让人出主意，而不是光要他听话……总之，把处在各个不同层面的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都挖掘出来。
这就是广东人无比珍视的、并且引以自豪的人的首创精神。
80年代前期和中期，“模式”一词曾流行一时，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广东，却没总结出一个模式，全国各地的模式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在经济发展路子方面，广东更是呈现出一种其他地区远不能比的纷繁局面。
“四小虎”，或地域接连，或相隔不远，可发展路子各有千秋。中山市的经济支柱是以威力洗衣机厂等县办企业为核心的十大企业集团；顺德依托的“龙头”是“珠江”、“裕华”等一批已达国家一级、二级企业标准，年产值超亿元的“乡镇大企业”；东莞的主力军是星罗棋布的“三来一补”企业；南海则以实力雄厚的联营、私人企业远近有名。
市场的力量
省长朱森林对我们特别强调市场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早在1980年，广东就迈开了“勇敢的一步”——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到1985年，以前117种统派购和计划收购的农产品，只剩下五六种国家严令禁止的没有放开。
这是一个艰难困苦而又极为宝贵的开端。
面对着呼啦啦窜起的价格，收入菲薄的城市居民愤怒了；在买难卖难的交替折腾下，农民困惑了；担心社会震荡和改革不配套，某些部门领导动摇了。可是省领导没有退却，咬牙坚持闯过难关，并且很快从中发现了无穷的奥秘和魅力。
最成功的例子是水果和水产。
由于市场的作用，短短几年时间，广东迅速完成了这两类产品价格由贵到相对便宜，产量由少到多，质量由差到好的过程。
现在，广东水果，已经覆盖了整个中国市场。广东水产，已经成为港澳市场乃至东南亚市场上的佳肴。在市场的牵引下，各种以前被作为“贡品”的珍贵水果，已经或正在形成大批量的生产能力。昂贵珍稀的鳜鱼、石斑鱼，开始摆上了一般的宴席。
去年底今年初，广东终于放开了两宗最大的农产品：粮与糖。引起的反响同样是强烈而积极的：粮农一下子扩种了近500万亩优质稻。在保留一定甘蔗面积的同时，农民把目光转向芒果、优质荔枝等名特优水果。在产糖区中山市，我们问市农委副主任梁铭超：糖厂怎么办？他的回答既“残酷”又果断：交给市场。该死的就死。不该死的，会活得更好！
如果说，农产品市场是主动放出来的，那么，工业品、生产资料的市场则是逼着放出来的。
广东的企业，大部分是地方国营、集体、乡镇、三资、联户和私人企业，产品国家不包销，原材料供应国家不保证。用通行的话说，它们是“放养”的，不是“圈养”的。
这正好是广东的幸运。在“圈”外那片宽阔的草场上，这些企业，跌打滚爬，竟造就出一副强健的肌体和品格。昔日备受非议、不受重视的杂牌军，已经变为装备精良、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的强大粤军兵团。正是基于此，在前两年，许多地方为经济持续下滑而一筹莫展时，广东的经济却在稳稳地爬坡。最近刚公布的全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前100名企业中，广东一省就占了40个！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10年拚搏、磨练，10年探索、总结，在改革开放的路途上，广东确实变得更为坚定，也更为成熟。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他们决心从“零”起步，继续开拓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