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临沂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重返临沂
邓友梅
四十六年前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满是“慷慨悲歌上战场”的自豪感，没多少惜别之情。近年回首往事，却常想起这个地方来——原来我也有过美好的少年时期，在临沂……
我想在有生之年再去看一眼那个地方，看看我第一次演戏的那个土台；看看自己学写诗句的柳荫；看看偷吃过老乡萝卜的河畔菜地；也看看我们新四军文工团驻过的旧宅。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我们挨过陈毅军长的“骂”：“听说你们不安心，不想作文艺工作，要下战斗部队。见鬼，我还不想当这个军长，愿意当文人呢！有什么办法？组织这么安排，我就得服从。我服从，你们也得服从，谁叫我们要革命呢！”随后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讲文艺观点：“我们有两只手一个屁股，一只手伸向外国，一只手伸向古人，外国的古人的好东西全抓住，可屁股要牢牢的坐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我想：能再去临沂，那必定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
我真的和赵大年、顾工结伴登上去临沂的火车时，心情却并不轻松——我问顾工：“除去对少年时代的追忆，对当地人民的怀念，那地方有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
临沂建城始于鲁哀公三年，可到了民国三十几年人们还用建城时的劳动方式耕田、挖煤、烧陶。偌大个华东解放区“首府”，发电厂设备就是一台小柴油发电机，晚上开动时，也只供少数单位办公用，开会、演戏还靠点汽灯。一头骡子拉着大铁轮转磨，就是修械所的“动力车间”，全厂车床的转速都没准谱，全由骡子脚步快慢而定，看骡子的工人偷空去点袋烟，全部机器就许停车。老百姓说：“能过上你们公家人那样的生活，就上天堂了。”因为公家的“铁饭碗”里不光有高粱煎饼小米饭，一天还有三钱油三钱盐一斤青菜！地方干部每年发几尺土布，按各自喜欢的样子去求大娘大嫂们缝制，穿出来倒也整齐划一：全是蓝布裤褂头上包条羊肚手巾。足见这是公认的“标准干部形象”。三年发一床棉被，不要棉被可以做件大棉袍。穿棉袍时谁也忘不了弄根带把腰扎上，不然就很可能受到非议：“有棉袍穿已经够阔绰了，还学大人先生的模样不系腰，给群众造成什么影响？”
10年前我旅行从那里路过了一下，匆匆一瞥就不敢再细看，——看到的还是见过的。我希望这10年它有变化，可又不敢期望太大，起点太低了啊。
带着这样的心理下火车，半天我都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火车站前是个小公园，再过去是好宽好直好洁净的大道，大道两侧满是新盖好和正在盖的高楼，造型色彩虽比不上深圳广州，可也称得上新潮。安顿好住处后，就到宾馆会客室听当地干部介绍情况。接待我们的是一男一女，男士穿一身绛色西装，谈吐爽朗风趣；女士穿港式大花毛衣，接待热情诚挚。介绍情况如数家珍，应酬交际大方自如，不仅很“知识化”，还有“管理专家”和“公关经理”的气派。我感到和手中拿到的名片就怎么也对不上号，名片上印着：男士是市长，女士是书记！
我就睁大眼睛去看工厂和农村。
先看染织厂。据材料介绍，在市场疲软，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个厂去年居然完成利润计划600％多！产品打进了日本、南韩、美国、西德等市场。这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人们说只因换个新厂长。原定全年计划利润15万元，谁也认为完不成。这位厂长一通改革，除了补上亏损的四十几万，全年还创利101万……
我就找到这位厂长郑兆明。看样子像个机关干部，一问果然，他虽然学的是企业管理，毕业后却一直蹲机关。去年这个厂赔得不行了，才把他调来专业归口。他说：“我没独到的创举，只干了今天到处都在干的事，我不过比别人早干了几天。”
农村我去了沈泉庄，我小时曾在这村场院里演出节目，记得它那破败相。“沂蒙九章”中对它有细致的描述，说它变化很大。我读后理性上“认识”了，感情上却没“认可”。等车子把我拉到一片白墙红顶欧洲风格的楼群中，告诉我已经到了沈泉庄时，我才对自己的判断发生动摇。我仍不肯认输，偏不按主人的安排行动，叫车停下后自己任意闯进一户人家，想突然袭击看到点“真实情况”。女主人很大方，听说我从远地来，就打开所有屋门任我参观。经过教训，我看到楼下厅堂里摆满现代的家具和电器已不吃惊了，我想真能表现生活水平的怕还是内室，就登上二楼。果然，二楼挺宽敞的屋子里却空空荡荡，只在靠一头放了张小桌，桌上堆了件什么旧机器，屋当中摆了两把椅子。我想：“这才符合实际。此地农民能住进欧式楼房，把楼下大面上装备齐全就够史无前例了。若说他们都成了阔佬，全部生活都是现代化，总难免有点水分。”想到此就停下脚不准备再上三楼。女主人见我停步，却笑着说：“这间屋是俺放电影用的。俺那口子嫌电视上人太小，又没好节目，自己买了个电影机，租片子来自己放。俺们住屋在楼上，没关系上去看看吧……”
我看过三楼就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了。小声问身边陪同人员。“能问问这户人家趁多少钱吗？”他说：“别问，问也不能说，他不是这村拔尖的。至多是个平均数！”
“平均数是多少？”
“这村总共400多户人家，去年光窑厂纯利润是1000多万元，每户平均2．5万元多一点……”
超过厅局级干部的工资10倍！
为了看看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的王挺江怎样管理企业，我们看了陶瓷厂。这个以“摔泥巴”为业的地方，竟比有些食品厂整洁光亮；工人自检质量，比顾客还挑剔。怪不得来谈生意港商说：“只要王先生当厂长，我马上投资！”
我特意到欧式楼房背后看了那些正待拆除的旧草房，在那里才找到过去沈泉庄的影子。站在洋楼和土房之间，我沉思良久，提出条建议：“别把那住了几千年的旧房全拆了，连纺车，石碾都留一套。好叫以后来的人有个比较，告诉人家仅仅10年前我们还是这样生活的。”
当然并非村村都像沈泉庄。去看我们文工团当年驻地之前，人们就告诉我“你要有个思想准备，那个村变化不大，为此他们连村名都改了，原来叫陈家白庄，他们嫌这个‘白’字不吉利，改叫陈家‘胜’庄了。”我尽管作了思想准备，可还是“准备不足”。那村本和县城隔着八里地的农田河滩，如今和城区连成一片，庄外一片低洼地成了繁华热闹的市场，卖牛仔裤的摊子就摆在我和画家彭彬、诗人顾工住过的那家后墙外。来到村中四顾，眼前新房成群，一片生疏。只有人情如故：乡亲们听说是文工团的人回来，都围上来问候。并指着顾工叫出他少年时的名字：“顾菊楼！”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丁峤回来过，听说白文去世了，并且问：“董克娜还演不演戏？茹志鹃也老了，也不扭秧歌了吧！”还说这村里老人看电视时，有一个广告是百看不厌的，作广告的是李铁牛啊。我们聚在陈金田家喝茶。我们驻在这村时，金田就地参军，当了丁峤的通讯员。开封战役挂彩后，身残退役，一晃过了40多年，如今也两鬓斑白了。听说这村发展不大，我还暗地担心他的生活境遇，到家一看，家具成套，电器齐全。那幢大瓦房宽敞舒适绝非丁峤的副部长公寓房可比。金田说去年曾参加旅游团上北京，乘地铁下错了站，把时间耽误了，没见到我们这些老战友，为此他还打算再参加一次旅游团……我悄悄问大年：“以你看我这位战友有多大家当？”他说了个六位数，我吓得半天没合上嘴。我说：“金田，听说你这村发展不快，我还为你发愁呢，原来不快的水平就是这样啊！依我看你们也行了……”
金田说：“你咋这容易知足？比比五里地外的沈泉庄呀！得找差距呀。”
高楼洋房，仪表风尚只是表象，我看到根本的变化是临沂人的观念。从上到下都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拥护邓小平同志讲话出自真心。官方敢于坚持贯彻党的政策，而且有创造性；民间敢于放开手脚发财致富！不怕枪打出头鸟。他们悄悄的但自信地对我说：“只要党的政策不变，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就看咱们山东。不信你十年后再来瞧！”
我相信他们的愿望会实现。我没顾上更多的去寻访旧迹，可我一点也不后悔，像40年前一样。临沂再次给了我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