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速发展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纵横谈

论加速发展
吉方文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重要谈话，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抓住时机、加速发展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崭新的经济思想，也是一个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兴衰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在我国即将出现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之际，提出加速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敢于接受挑战，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壮大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一种战略选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建设的速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同加大改革开放分量本质上是一回事。不能把由于解放生产力的改革所激发的高速度，同过去依靠强制性政策导致的高速度混为一谈。我国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大大削弱了传统增长方式高速度的基础，经济的增长机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日益强化，成为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财政供给推进高速度的抵抗力量；国民收入分配的新的倾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靠财政强制积累推进高速度；投资主体多样和分散，增长了投资的选择性和约束性。这样，就不必过分担心加速发展会诱发出什么“大跃进”、“洋跃进”来。
只要我们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辩证地而不是片面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就不难发现，小平同志提出的抓住时机、加速发展这一崭新的经济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首先，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他强调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再说，当前我国加速发展是有可能的，如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再加上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能够办到的。其次，小平同志提出加速发展，是强调有条件的，他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他具体列举了广东、江苏、上海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认为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这里所说的条件，包括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显然，它同过去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不讲条件地盲目大干快上，同那种“这里能办到的，那里也一定能办到”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超高速是截然不同的。其三，小平同志提出的加速发展的思想，是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过程中实现的，是讲质量，讲效益，讲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就不必担心了。他以经济发展比较快的1984年至1988年五年为例，这五年的加速发展，可以称作一种飞跃，给我国经济带来许多新的变化，说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四，小平同志提出的加速发展的思想，是强调依靠科技和教育，靠科技的进步发展经济。而不是过去那样靠盲目扩大基建规模，搞粗放型的经营。
总之，我们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的实践和经验，我们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必定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地增强和完善，所以不必担心会重新导致“大跃进”的失误。
那么，当前我们应当怎样具体贯彻落实小平同志提出的加速发展的经济思想呢？重点要抓哪些问题？
第一，要加快改革和开放的速度。这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精髓所在。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我们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速度，首先要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现在大家都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特别是1979年—1988年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这九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9．5％，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而奇迹正是改革开放带来的。1979年至1983年，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带来了农村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就引发了80年代初我国经济的第一轮加速增长。随着1984年以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开放的重点由农村扩大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城市职工生产积极性大大焕发，收入和消费水平迅速提高，从而又导致了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的第二轮加速增长。由此可见，加快改革开放是因，经济高速增长是果。
第二，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80年代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引发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没有重蹈“大跃进”、“洋跃进”那样的覆辙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快速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材料表明，1952年至1978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增长率相对于平均7．9％的增长率上下最大偏值为＋24．8％和－41．1％，而1979至1988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上下最大偏差仅为＋6．5％和－5．6％。这是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转向最终消费需求拉动互为因果的。1958年在“以钢为纲”的重工业自我循环的产业结构下出现的高速度，必然是比例严重失调的高速度，而现在我国产业之间关联加强，较快的增长速度引起比例关系失调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尽管如此，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仍然是新一轮加速增长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为了防止加工工业的产业雷同化和库存积压，我们要跳出争上加工工业项目的旧思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现在，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27％，上海也仅为31％，而发达国家都是60％以上，发展第三产业投入少、产出多、就业面广，而且受最终需求的拉动度更强，第三产业发展再快，也不会引发经济“过热”的问题。北京市前一时期爆出的“商业企业兼并工业企业”的大新闻，反映了我国第三产业加速发展的大趋势。这种跨产业的结构调整，关停并转，应当在深化改革中大大提倡和发扬。
第三，要加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速度。有效益的速度才是真正的速度。现在国营企业效益不高的问题仍很突出。效益问题是多年积压的深层次问题，在目前国营企业还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的约束机制、生产要素还不能自由转移和组合的情况下，新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办法难以在短时间内奏效。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再走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只讲产值不讲效益，增产的东西往仓库里塞，那实际上是反映在经济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要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深刻地领会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胆子大、步子快，应当主要用在改革开放上，用在调整结构上，用在提高效益上，努力走出一条既有高的速度又有好的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第四，要加快科技进步的速度。最近珠海等地重奖科技人员之所以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80年代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政策，也靠科学技术；而90年代新一轮加速增长仍要依靠政策之外则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过去一台普通的机床只能卖一二万人民币，而现在同类的数控机床，价格可以高出原来10倍以上。生产传统机电产品的企业，人均销售额只有几千元人民币，而上海贝尔电话公司人均销售额达到50万元人民币。所以，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一再强调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上海科技力量强是一大优势，尤其要注意加快科技进步的速度。
弄清楚了为什么要加速发展和怎样加速发展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里提出的“台阶式”，就是抓住时机跳跃一下，然后再稳定一段，如此循环往复，使我国经济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从而增强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的加速发展，既区别于“走小步、不停步”一类的“渐进式”，也不同于“大跃进”、“洋跃进”之类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当前，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争取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让我国经济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原载6月6日《解放日报》，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