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严重缺乏政治思想的“地理学报”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评严重缺乏政治思想的“地理学报”
陈天民
“地理学报”是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地理科学的学术刊物。全国解放以来，“地理学报”共出了三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第十八卷第一、二合期和第三、四合期，共四本）。虽然它有一点成绩，如刊载了一些关于气候、地文和水文等学术的研究，实地调查报告，以及苏联地理学会的组织和活动的介绍等，但就其主要的一面来说，它却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中很多文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例如，任美锷的“四川省农作物生产力的地理分布”一文（“地理学报”第十六卷），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形式主义的观点和抽象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见作者对该文的批评，“地理学报”第十八卷三、四合期）。徐近之的“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一文，正如孙敬之的“对于徐近之‘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检讨的意见”一文指出，“是一篇反动透顶的文章，几乎每一句话都带有毒素，每一个论点都是反动的”（“地理学报”第十八卷三、四合期）。曹婉如的“福建省东部的相对地势”一文（“地理学报”第十六卷），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大有商榷的必要。刘恩兰的“四川理番高地四土之社会经济”（“地理学报”第十七卷）是一篇旧稿，不仅充满着大汉族主义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并且所描写的实际上完全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情况。赵松乔、白秀珍的“南京都市地理初步研究”一文是取用了资产阶级研究都市地理的一套方法，忽视了都市地理在经济区域中的作用，因此对南京都市地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无法加以说明。
第十八卷第三、四合期刊出了三篇批评文章和三篇自我检讨。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我们就可看出这三篇检讨有一个共通之点：都说自己的检讨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实际上是对检讨采取着应付敷衍的态度。特别是“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的检讨，更把自己的错误，推之于客观原因。如说什么“缺乏一定的审稿制度，以致对这样立场和观点都错误的作品，还是无原则地、一团和气地只提出了一些无关宏旨的枝节意见和表面辞句的修饰，竟忽略了根本原则性的错误”。但为什么会缺乏审稿制度呢？就根本没作说明。同时，不仅如此，该检讨还说，他们“在审稿时还多少存在着无原则照顾团结的偏差”。但就以上述所提被批评的各文作者来说，如任美锷、徐近之、刘恩兰等，他们自己就是地理学会的理事和候补理事，也就是“地理学报”的总编辑和编辑。试问，其所谓“无原则照顾团结”，到底“照顾”的是些什么人呢？由此可见，“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对于自己工作的不负责任，已达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地理学报”会产生这样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呢？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地理学报”一贯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虽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的开始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曾给中国科学院提出十一项“基本任务”，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与实际密切配合”；“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俾能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但是，为中国科学院所领导的“地理学报”，正是忽视了这些东西。它既没有刊登任何介绍有关新地理学理论的科学论文，又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地理学作任何系统的批判，更没有组织各地地理学工作者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这样，它又怎能担负起指导地理科学和地理科学工作者的艰巨任务呢？
其次是“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缺乏正确的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进和推动工作最有效的武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对错误和缺点的不调和的严肃性，而决不能对错误和缺点采取掩饰、狡辩或逃避。但很可惜，徐近之的“我对于‘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品’一文的检讨”，正如孙敬之所指出的，竟包括着这样三个特点：一、“掩盖错误、避重就轻”；二、“坚持错误、进行反攻”；三、“敷衍搪塞、不愿改过”（“地理学报”第十八卷第三、四合期）。同时，“地理学报”对于自己刊登了这样错误的文章，也不作深刻的检讨，而采取了极不老实的态度。这样的做法，显然就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其结果不仅阻碍了自己，并且更阻碍了地理科学的前进。
再次是“地理学报”第十六卷出版后一年多以来，才有地理学界同人提出对错误文章的批评。这说明在我们很多地理学工作者中，还残留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和“师徒关系”。他们互相吹嘘，各不触犯。学生往往不敢批评自己的先生。有些人对于出版了的著作，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印行的“地理学报”或属于长辈的出版著作，即使发现了错误，也不敢直率地提出批评。当然，这种态度也是极端错误的。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去诚恳地直爽地进行自我批评，不去诚恳地公开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就堵塞了前进的道路。”只有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纠正一切错误的倾向，才能拯救科学水平的下降，而促使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总之，“地理学报”三年来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毛主席曾教导我们，“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坏的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因此，希望“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足够地估计过去的错误，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力予克服。同时，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对“地理学报”的领导，使“地理学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学术刊物，在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