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
吉方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开国门，迎向世界，引进了大批“三资”企业。此事曾经引起过争议，有一种说法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
这种说法已被中外合资上海贝尔公司和贝岭公司所走过的历程证明是错误的。诚然，在这些“三资”企业中，按照现行的法规和政策，外商当然要赚走一些钱。但是通过兴办“三资”企业，我们的国家拿回了可观的税收，我们的工人得到了就业机会、拿回了工资，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的管理，我们可以因此获得大量的信息，打开海内外广阔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同世界经济接轨，形成世界经济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不住、封不死的态势，有力地增强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这些都说明，引进外资，兴办“三资”企业，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毫无疑问是姓“社”不是姓“资”。
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并不只限于引进外资，而是牵系着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全局。还有一种说法，说什么“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等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是姓“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前，差不多20多年时间里，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所搞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表面上姓“社”，实质上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凝聚力，人们口头上唱“社会主义好”，心里却在嘀咕：肚子没吃饱。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如果再不实行改革，社会主义就会被葬送。我们党在拨乱反正基础上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眼于治穷致富，着眼于告别贫困，依次实现温饱和小康水平，着眼于提高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凝聚力。这样的改革开放当然姓“社”不姓“资”。我们通过革命，彻底打碎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制度，建立了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制度之后，面临着一个仍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封闭的经济体制。不来一个“第二次革命”，不能变革这种僵化、封闭的体制，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红旗就不能高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第二次革命，就是通过解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因此，改革开放必然姓“社”不姓“资”。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一样，改革开放是开创的、探索的事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开放的新试验、新探索、新措施、新形态，只要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因而也必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衡量姓“社”姓“资”，最终的、根本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离开了这个标准，去搞“姓社姓资”的无休止争论和无理诘难，只能使改革开放的步伐被这个死结所捆住，一步也不能前进。
当前，束缚我们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影响我们大胆试大胆闯的探索和试验，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解决这类思想困惑，要消除这种“恐资症”，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条件下某些经济形式、手段和方法，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不错，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要走向市场，而资本主义也搞市场；我们要试验股份制、证券市场，而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早已有之；在对外开放中，我们引进的外资是资本家的资本，人才是资本主义教育出来的人，等等，这是否就意味着“引进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决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独有而与社会主义断然不相容的东西。从总体上说，我们当然不要资本主义，而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资本主义，“拿来”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的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这是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一种“左”的倾向。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创造，才能建设成功。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和发展的先进的科学与技术、有益的知识和经验、科学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基于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优越性，就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明确指出了已经夺得政权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所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社会主义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要吸取和继承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既然我们可以“拿来”封建时代的四大发明和优秀文化，又为什么要惧怕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呢？既然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拿去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延缓它的衰落，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它的那些好东西，来壮大自己呢？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现代化的大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大胆吸收和借鉴。1980年8月，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问题时，曾经明确地说过：“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这就告诉我们，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科技、先进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本身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其中有些先进方式，是资本主义首先创造出来，曾经为资本主义所服务的，我们可以“拿来”，使它改姓，为社会主义服务。至于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恰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先进方式，我们更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在用，所以就愚蠢地拒之门外。总之，我们不能拒绝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既不能把那些本身没有姓“社”姓“资”问题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也不能把那些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抛弃；就是有些东西确实姓“资”，例如在我国法律允许下合法经营的外国资本、港台资本和私人资本等等，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允许、所需要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为“社”所用，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也不能拒绝。我们要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点。要明确认识到，这种学习和利用，本身就是一项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因此，我们不要被“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争论所束缚，被所谓的“恐资症”所缠绕，以至“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迈不开对外开放的步子。
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是“拿来主义”者。“拿来”，就是从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标准出发，敞开大门，大胆利用；“拿来”，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扬弃、消化创造。历史和现实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在当今的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在竞争中互相学习、互相利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姓“社”、与姓“资”的互相转化，也已屡见不鲜。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东西，经过改造和利用，可以改姓为“社”，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增光添彩；而不搞改革、拒绝开放，搞封闭、搞僵化，结果经济停滞、国力衰退、人民生活长期上不去，群众离心离德，最后离散于一旦，“社”反而变成了“资”，这样的教训，世人不是已有目共睹么！
（原载6月22日《解放日报》）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