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党同鲁迅亲密关系的重要文献——读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体现党同鲁迅亲密关系的重要文献
——读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
程中原
笔者在历史档案中发现的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是体现党同鲁迅亲密关系的重要文献。
冯雪峰时在上海。他是1936年4月由当时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周恩来直接派往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张闻天、周恩来身在陕北，在信中表示了对鲁迅（以及茅盾）深切的思念之情：“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对鲁迅给党中央领导人“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表示“我们大家都很感激”；对鲁迅（以及茅盾）“为抗日救国的努力”，表示“我们都很钦佩”，要冯雪峰“转致我们的敬意”。信中还表示党对鲁迅的充分信任，说“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要冯雪峰转告鲁迅：“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真是情真意切，质朴感人。在鲁迅晚年，由党中央领导人这样径直地表示对鲁迅的感激、钦佩、信任与关切之情的文字材料，以前还没有发现过，这是第一次。在1936年2月红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的时候，鲁迅即写信庆贺，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1936年6月9日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又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张闻天、周恩来的信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的一个热情真诚的回答。
这封信的重要历史价值，还在于对反倾向斗争的及时、正确的指导。张闻天、周恩来在信中指示冯雪峰：“同一切关门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指出“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就是在一些左倾的刊物中也还是时常表现的”，望他“严密注意”。联系上引要冯雪峰转告鲁迅的那些话，张闻天、周恩来信中说“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显然不仅是泛论，而且是同当时鲁迅的境遇联系起来思考得出的认识。因为鲁迅为之“发气”的“一些轻薄的议论”，以至对于鲁迅的“怀疑”，大多来自党内和左翼，而关门主义在那时的极端的表现，质言之，正是对赞成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鲁迅关门。只要读一读鲁迅五、六月间在重病中写的那些书信与文章，说关门主义是一种罪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当然，说“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是就其客观影响的严重性而言之。张闻天、周恩来在信中对同关门主义作斗争的性质和方法说得很明确：“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
陕北与上海之间，相隔数千里之遥，可是这封重要信件却真是“关山渡若飞”，没有几天就到了冯雪峰手里。历史的机缘是：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于1936年7月5日到安塞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汇报、请示。张学良要刘鼎会议一开完就到南京、上海找他。所以这信是在7月6日“刘兄即刻要走”时写的。刘兄也就在当天启程东行了。
此后的事实说明，鲁迅对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理解更加深刻，冯雪峰也是努力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的。1936年8月，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论争，鲁迅主张“这两个口号的并存”。而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鲁迅以为“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在茅盾、郭沫若等的支持下，从6月起出现的“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基本上得到遏制，促成了1936年10月1日有广泛代表性的各方面的作家21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冯雪峰也用吕克玉的笔名写了《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这封信对于鲁迅最后三个多月的生活与战斗在精神上的积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重读一下冯雪峰写于50年代初的《回忆鲁迅·一九三六年》，就不难看出，鲁迅逝世前几个月中精神上的快乐和开朗，他的乐观的信心和不时涌出的高昂的情绪，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党对鲁迅的信任和敬重，鲁迅对党的了解和信心。而冯雪峰，在这历史大变动的年代，在党和鲁迅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