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声现状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相声现状的思考
吴文科
相声现状堪忧，这是一个大家都在议论的问题。这个令人关切的问题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匮乏；二是表演粗糙。
这种创作及表演的贫乏与粗糙，表现在艺术实践中，则主要是对相声以“笑”为主要审美追求的艺术特质缺乏正确而深入的认识：或者只强调了“笑”的目的性而忽视了其作为艺术手段的独特价值；或者只注重“笑”的构成与组织，停留在“为笑而笑”的效果而淡漠了其作为艺术手段的审美指向性。从而要么使作品显得空疏肤浅而缺乏艺术力量，要么使节目流于油滑而破坏了主题的鲜明性与崇高性。简言之，对相声艺术审美规律的认识偏差，使得其由形式与内容，难以达到有机而完美的统一。
致使相声创演出现思想贫乏、“活”路不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其艺术生产的外部环境看，一是艺术生产出现了供不应求、求大于供的倾斜；二是相声创作队伍长期以来极端匮乏，人才不济；三是创作流程及创作环境的掣肘，使得正常的艺术创造无法开展；四是创演者相形之下，缺乏必要的发愤与求精态度，以及艺术工作者应有的神圣感与使命感。
节目的供不应求，难免使创演者迫于演出任务而疲于奔命，作品的出笼也大有“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嫌疑。将艺术运行的车轮拴在飞速变化着的社会万花筒上。表面上的红火热闹所带来的是深层特质的失却与冷落。因为到头来社会终归是以艺术的尺度评判相声的优劣高下。
相声作者在历史上主要是演员本人。至现代出现了专门的作家，但整个创作队伍的发展可谓不尽如人意。至今全国专业相声作家屈指可数，知名的业余作家总共也不过几十位。这与相声艺术的发展及社会对相声的需求极不相称并形成了巨大反差。
我们的相声创演者，一个时期来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求精求新精神和神圣的艺术使命感，也是影响艺术创造出现“滑坡”且积重难返的不容避讳的事实。先辈们“一遍拆洗一遍新”的造艺态度，及侯宝林当年宁肯挨饿也要坚持说“文明相声”的艺术操守，在目前的相声创演者中，还不是十分盛行。所创演的节目，或者如熊瞎子掰苞谷，随“掰”随丢，雁过无声；或者语言粗俗、台风不正，效果较差。艺谚“人保活，活养人”。成功的艺术家都懂得精益求精、宁缺毋滥的道理。绝不碍于演出任务或汲汲于眼下的经济收入，而将原本严肃神圣的艺术劳作，变成随心所欲的支差应付。向来成功的创演者，莫不是以其潜心创作的“名牌”或“拳头产品”而赢得认可的。何迟之于《买猴儿》，王存立、廉春明之于《风灾》，侯宝林之于《夜行记》，姜昆之于《如此照相》，牛群之于《领导冒号》，无不如是。如何在耐得住寂寞的前提下，老老实实地创作，认认真真地修改；不急功近利，不媚俗迎合，是相声界时下所最需要的基本心态。
从相声创演自身来看，远离生活，害怕讽刺、陈陈相因、媚俗迎合、粗制滥造、为笑而笑，是使其难于走出低谷的内在障碍。
贴近生活、关注现实是相声艺术的优良传统。离开了对广大听众最关心最熟悉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就等于放弃自身的艺术优势。不勇于针砭时弊或臧否人物，或者担心招惹麻烦，无形之中是在放弃相声艺术以讽刺为主要功能手段的独特追求。历来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不是其“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只有在题材上将艺术的创造瞄准那些最重大、最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并在内容上使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且典型化，方法的创新与艺术的升华才会有所凭借。“马大哈”、“假大空”、“坐地炮”、“领导冒号”等相声艺术脍炙人口的典型形象之确立与受到欢迎，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今天总结和借鉴。
同时，有了生活且敢于表现生活，还不能说就会创作出好节目。还要求创演者具备体验生活的深度与认识生活的高度。许多人认为目前的相声作品缺乏文学性，强调要提高相声的文学品位。文学品位的高下，不只表现在语言的纯洁与精炼，以及笑料与“包袱”的组织技巧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与立意主题的提炼与把握上。一段相声总要给听众提供许多信息，传达一定思想，引发某种思考。换言之，在娱乐之外，还要具备认识、教育、审美等多重功能。艺术所以是艺术而不是别的什么，贵在通过形象的表现，去感染人，激发人，影响人。进而达到陶冶性情，宣泄爱憎甚而教育提高等效果。而目前的许多相声节目，或者罗列堆砌一些生活现象，或者只凑几个笑料，一味地去讨笑，从而让人听后感到不知所云。尊重听众、满足听众是艺术的天职，但媚俗迎合、迁就低下却又是艺术的大敌。作艺犹作人，没有自身追求的高格努力，而甘于成为平庸无奇的“大路货”，被人瞧不起而备受冷落甚或指摘，也便成为必然。严守自身的特质与品格，不为流俗所动，是防止相声堕入平庸、肤浅、油滑甚至粗俗的基本前提。
艺术的劳动说到底也是从事艺术创造的人的劳动。提高相声创演队伍的素养，注重理论研究与创演评论的及时观照，也是使相声提高艺术品位，进一步实现艺术自觉的重要一环。曲艺包括相声艺术由于历史的原因，理论积累比较贫弱。要使其成为成熟的艺术而自觉地发展，必须重视理论研究及创演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