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缅怀尊敬的钱三强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
——缅怀尊敬的钱三强同志
周光召
杰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的老领导、德高望重的钱三强同志与世长辞，中国科学院全体同志的心情无比沉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得到钱老的培养和关怀，回顾以往，我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
中国科学院从筹建之日起，钱老就一直在科学院工作（其间任二机部副部长时仍兼任科学院副秘书长），几十年来，钱老为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呕心沥血，辛勤操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卓越业绩饮誉国内外，他的崇高品德为人们所敬仰。
为组建中国科学院竭尽心力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建中国科学院，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三强同志被应邀参与其事，成为核心骨干之一。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钱老主持计划局工作，他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调整科研机构，一是调查科技力量。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以及与各方面的科学家协商调整方案，最后经院部决定，将接收的原属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和独立的24个研究机构调整为21个研究单位，筹建四个新的研究单位。同时组织力量对全国自然科学科研机构、科技力量分布以及人才情况进行了两次调查，根据各学术专家的推荐，掌握了有相当学术成就的专家学者名单（共865人，其中174人在国外）。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当时科研机构调整与学科带头人的选配、为聘请212位知名学者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顾问性的专门委员和争取客居国外的学者回国等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为科学院的长远建设提供了条件。
创建和领导学部工作
1953年3月，钱老任团长率领由26位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考察和学习。代表团回国后介绍了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和学术秘书处、学部等组织机构情况。这在建院初期，对确定我院领导体制问题，有参考意义。院党组分析了国外科研机构情况后，结合我们的实际，决定在院务会议下成立学术秘书处，着重学术领导；院对各所分学部领导。钱老被任命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他主持学术秘书处工作后，就为制定《学部暂行组织条例》、聘任学部委员、召开学部成立大会进行了紧张的筹备工作。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隆重召开，由233位学部委员组成的学部，把全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团结起来了，使得科学院在学术领导方面具有权威性，对鼓舞和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推动科学院乃至全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钱老被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又分管学部工作，他立即着手进行恢复已停顿多年的学部活动，并为筹备重建学部、增选学部委员、召开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等作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工作，使学部又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前不久，经过增选学部委员后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钱老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工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建立原子核研究基地　吸引大批科技人才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即成立了我国的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从1951年起，钱老一直兼任该所所长。他和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等一起，艰苦创业，自力更生，首先建立起一批仪器设备，并很快提出了发展我国核科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了研究领域。经过钱老等周密而细致的工作，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核科学技术专家，从国内外纷纷来到所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钱老知人善任，大度无私。他想方设法为来所人员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施展才华。在经费、仪器分配上，他总是从全局出发，尽可能先支持自己熟悉的领域以外的研究工作。钱老一贯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思想品德要求，鼓励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全所人员上下一心，通力合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和技术难关。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先后建成；静电加速器、中子谱仪等近50台件重要仪器设备相继建成运行。随之，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钚化学等研究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钱老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人才济济，兴旺发达，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全国逐渐派生出一系列核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出一大批日后成为核工业战线科研与生产主力军的优秀人才。
倡导基础理论研究　精心组织重大攻关任务
钱老视野开阔，深谙科学发展的规律，对于基础理论和应用工作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并有切身体会。钱老作为一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他自始至终十分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在他领导的近代物理所创建初期，全所仅有五个研究组，其中就设有理论物理组，开展关于原子核物理理论及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同时开始注意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性理论问题，成长了一批理论研究骨干。1960年，钱老接受委托在所内适时地组织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对热核反应机理进行探索性研究，探讨了不少关键性概念和机制，为氢弹研制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后来，原子能研究所这支力量的主要部分与核武器研究机构进行合并，更使理论工作大大加强，进展迅速。一批理论物理学家的出色工作和钱老等这种有预见性的安排，对我国后来原子能事业的顺利发展，特别对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1959年6月，当苏联政府撤走专家、使我国正在开展的尖端技术项目处于困难境地时，钱老响应党中央“大力协同，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号召，领导原子能研究所全力转入支援原子能工业的阶段，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还选派和推荐优秀科技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于敏、黄祖洽、陈能宽、胡仁宇等，到二机部有关院、所、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同时他和中国科学院其他领导（裴丽生、秦力生和谷羽等）一起，亲自率领工作组到东北、上海等地安排落实任务，组织联合攻关，使原子弹的许多关键问题得到解决。
推动粒子物理理论探讨工作
195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钱老和李四光教授汇报时提出粒子也可以分的论点。我国粒子物理理论工作者，在这一哲学思想指引下，曾经集合起来从事基本粒子结构问题的研究。在1965至1966年，他们提出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以研究粒子的动态性质。钱老积极支持和促进了这一工作。本来这一工作称强子的结构模型，他建议将这一名称改为层子模型，更能确切地反映出层子这一层也只是人类认识的某个里程碑的思想。可惜这一研究工作后来中断了许多年，从1971年开始，国外一些著名学者相继来华讲学，对国内有关理论工作起了推动作用。钱老在主持中国物理学会和负责中国科学院学术领导工作期间，1977至1978年先后三次组织并主持了在黄山、庐山、桂林举行的粒子物理理论探讨交流活动。特别是1980年1月，由他和周培源教授主持的有各国华裔学者参加的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对我国这一学科的发展、提高和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积极开拓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渠道
在钱老担任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分管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工作，他认真贯彻国家开放政策，使由于十年内乱而几乎停顿的我院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又恢复和发展起来。70年代末，派出了由院级领导率领的代表团或一些老科学家以个人名义，到一些国家进行考察和调研，钱老也先后率团访问了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比利时、荷兰、美国。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科研管理人员和科学界领导人来中国讲学、考察。同行的直接接触和对话，加深了相互了解。随后，交流渠道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更加丰富。到1984年，中国科学院同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交流关系，同22个国家的有关科研组织签订了43个协议和备忘录。科技人员互访讲学、合作研究、派遣研究生和进修人员等活动日益开展起来。钱老为我院国际学术交流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起，钱老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但他仍不遗余力地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培养人才献计献策，继续作出贡献。他兼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为我国“文化大革命”后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奠定了基础。兼任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他表示义不容辞，并带头回忆提供了科学院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珍贵史料。
钱老早期在核物理科学研究中取得优异成就，曾经指导他博士论文的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的工作和品格给予高度评价。回国后，他服从全局需要，听从组织安排，放弃了个人对于科学上有所发现的追求，以全部精力投入科技组织管理工作。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担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将继承钱老遗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指示，进一步深化我院的改革，努力为国家作出新贡献，以此表达我们对钱老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