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无情”实有情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看似“无情”实有情
周尔均
亲爱的七妈邓颖超同志与世长辞了。当我赶到北京医院，看到七妈安详的遗容，不禁神思恍惚，泪如雨泻，悲痛之情难以言状。当晚从电视里听到七妈生前写给党中央的信，更使我百感交集。
这些天来，七妈亲笔写成又几经修改的“遗嘱”中有一段话总在我耳畔回荡：“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逝者最留恋的是自己的亲人，最关切的也是自己的亲人，这是人之常情。七妈也有着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她这段情深意切的话语，包含了她对我们侄儿女辈的挚爱；七妈又是一个把自己一生献给人民的共产党人，她对亲人的情感又远远高于人之常情，达到了博大磊落的境界。
我作为周恩来同志的侄儿，反复体味七妈留给我们的这段话。夜深人静，我展开七妈在我入党后写给我的信，不禁思潮起伏，往事萦绕。
1946年夏末，我第一次见到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当时我不满14岁，因家境贫寒，无钱继续升学。于是与哥哥一起到上海思南路我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投奔伯父母。按照上一辈的排行，我们习惯地称恩来伯伯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七伯七妈拉住我和哥哥的手，嘘寒问暖，问家里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直至前几年，七妈还清晰地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她说：“那时你俩穿得破破烂烂，脸上还长了疮。我给你们擦了‘如意膏’，那个药可灵哩。”
见到七伯七妈后，我和哥哥说：“我们想参加革命队伍。”七妈听了会心地一笑：“你们先休息一两天，我和伯伯商量一下。”两天后，七伯七妈对我们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没有谈判诚意，国共和谈估计要破裂，我们随时可能离开。原想送你们去延安。但中共代表团的许多同志可能要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们很困难。你们还是暂时就地留下，我们今后再设法取得联系。这里特务很多，你们要十分小心。”七妈还跟我们讲了摆脱特务盯梢的办法。尽管我们很想去延安，但还是听从了七伯七妈的安排。七妈给了几件衣服和一些钱，看到我们穿上衣服还算合身，她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但我仍然察觉到，七伯七妈对不能把我们两个孩子带走，心情是不安的。
解放后，我曾同长期受到七伯七妈关怀照料的孙维世大姐谈起这件往事，她感慨地说：“周伯伯、邓妈妈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大都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有的烈士子女还是他们派人从敌占区找来送去的。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比对你们周到得多呀！”
1949年6月，我参加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随后在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这时，我又与七伯七妈取得了联系。我写信告诉他们，我正在争取入党。七妈回信勉励我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并嘱咐我有了好消息随时告诉他们。1953年12月3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即用航空信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七伯七妈。没想到，七妈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在病中亲笔回了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尔均同志侄：尔流同志侄同此不另（注1）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注2），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诉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一，廿四。
这封信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成为我几十年来实践自己入党誓言的座右铭。
几年后，我和我爱人邓在军先后调到北京工作，见到七伯七妈的机会多了。每次去看望他们，七妈都关切地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勉励我们加倍工作。一次维世大姐和金山同志在西花厅，七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四个人走过的革命道路不同，但都要有经受曲折磨难的精神准备，万不可以认为今后的道路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员一定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你们都是党员，我作为你们的伯母，首先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你们。”
七妈还经常对我说，不要对别人夸耀自己是总理的侄儿，不要因为自己是总理的亲属就企求得到特殊的照顾。按照七妈的嘱咐，这些年来我从不对别人说我是总理的侄儿。有一次我对七妈说：“我们有时在公开场合见到你们，也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不知这样做对不对？”七妈听后反倒很高兴：“这样做很好，完全应该。”“文革”中，七妈曾给亲属们“约法三章”，大意是：一、不论是公事私事，不能托他们办；二、要学会自己游泳，自己对自己负责；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逝世时，七妈又同我们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她以巨大的毅力，克制自己的哀痛，殷切地教导我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的老前辈学习。
七妈既是一位严格的长者，又是一位慈祥的伯母。60年代初，我在总后工作。在大雪纷飞的一天，七妈突然来到我和在军住的筒子楼。我们家当时连个软椅子都没有给她老人家坐的，但她老人家在这个小家里同我们和孩子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近年来，七妈年过八旬，多种疾病缠身，体质衰弱，但她始终关怀着我们晚辈。国防大学成立后，我去看望七妈。她对我说：“你们学校让我题词，我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前不久，我在301医院动手术。七妈听说我住院了，拿出一个白色的小闹钟，托在军带给我，并嘱咐说：“尔均生病，吃药应该很准时，把这个闹钟带给他。”现在，这个小闹钟成为七妈留给我的珍贵遗物。
注1：哥哥周尔流，当时同在西南工作。
注2：伯父周同宇，系解放后初次见面。
（周尔均，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