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痛悼李先念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痛悼李先念同志
洪学智詹才芳张贤约罗应怀
李先念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万分震惊，悲恸至极。今年3月间，他还在医院里召集政协几位负责同志，共商召开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的有关事宜，对开好会议提出了重要指导性的意见。谁知不到3个月，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与我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同风雨、共战斗的敬爱的师长和战友，竟燃尽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花，和大家永别了。
先念同志的逝世，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事业，对于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和祖国统一大业，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天来，全国各族人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沉痛悼念他，学习他的伟大革命精神，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愈加证明了他在亿万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他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永远属于人民。
先念同志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私无畏，百折不挠，不愧是毕生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的伟大战士。
他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与詹才芳、江竹青等同志常在罗应怀同志家秘密开会，研究如何坚持游击战争。从此，他就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之整整奋斗了66个春秋。他具有惊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毅力，愈是在革命事业处于艰险危难的时刻，他愈是充满必胜信心，排除万难，机智而大胆地探索走向胜利的道路。1936年秋至1937年春，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孤军血战河西走廊，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为艰险、惨烈、悲壮的一幕。先念同志统帅的红三十军是西路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与数倍于己的优势敌军血战4个多月，突出表现了他与指战员们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西路军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时刻，负责统一军事指挥。根据当时的敌情、地形条件，他断然决定率领仅剩的千余人西越祁连山分水岭，甩掉追敌，从人迹罕至的冰峰雪岭中踏出一条生路。翻过分水岭后，他致电党中央：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食一些野牛、黄羊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经过47个日夜的艰苦行军，战胜饥饿、严寒、病伤、追敌、暴风雪，穿越戈壁滩，他终于率领400余人到达星星峡，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九死一生、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念同志率领中原地区的6万余兵力，面对30余万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和上千次的大小进攻，凛然不惧，屹立如山，进行战略坚持达10个月之久，有力配合了华东、华北兄弟部队的作战和进军东北，为解放区做好迎击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先念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超凡胆略和气魄，组织中原突围战役，率部突围成功，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是极不平坦的。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困难面前，先念同志总是勇挑重担，日夜操劳，竭尽全力，为战胜困难，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而奋勇斗争。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最突出的是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直接关系亿万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党中央决定，由李先念担任突击调运粮油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当时，许多城市的粮库已经挖空，频频告急，真不亚于战争年代的紧迫军情。先念同志一面及时而如实的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情况，提出一系列解决困难的有力措施；一面组织各省区想尽一切办法，突击筹粮运粮，以保证京、津、沪、辽等地的急需。他还亲任接卸、转运进口粮食领导小组组长，调动一切港口的能力，使接运任务顺利完成。这一时期，在解决几亿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上，先念同志绞尽脑汁，出了大力，立了大功，对较快地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十年动乱，是建国以来党和人民经历的一场最大灾难。先念同志临难不苟，挺身而出，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他还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顶住巨大压力，尽最大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争取国民经济少受损失。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处在危难的关键时刻，先念同志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先念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他对于扭转十分困难的经济局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均作出了重大贡献。最近几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他一再告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被暂时的曲折和困难所吓倒。要相信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好。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坚信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先念同志智勇兼备，文武双全，慎思远虑，多谋善断，在长期的革命进程中，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卓越的领导才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红四方面军先任团政委、师政委，24岁即任军政委。他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注重加强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把部队培养成为生龙活虎、能攻善守、战术灵活、作风过硬的主力，在许多大仗、硬仗、恶仗中显出了威风，创造了辉煌战绩，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枣阳新集之战，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遇上的头一场恶战。全军遭敌六个师零一个旅的钳击合围，处境十分危险。先念同志指挥红十一师奋勇突围，杀开一条血路，保证了全军的安全转移。在川陕根据地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中，他与王树声同志负责指挥西线10余团的兵力，抗击四路敌军69个团的进攻，采取逐次收紧阵地的战法，鏖战近10个月，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最后，在西线反攻中，他坚决支持徐向前同志大纵深迂回的主张，率军急插黄猫垭，切断1.4万余敌军的退路，包围分割，予以全歼。长征途中的包座之战，他率红三十军在极为险恶的条件下，采取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分割歼敌的战术，全歼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抗日战争中，是先念同志的政治谋略、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走向新高峰的一个重要时期。1939年初，他率领仅有160余人的一支武装力量，挺进中原敌后，高举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汇集各地的零散武装，在错综复杂的敌伪顽我“三角斗争”中，利用矛盾，见缝插针，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他坚定不移地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同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同时，十分注意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国民党抗日军队。他特别重视主力武装的建设和发展，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铁拳头”，是开创、坚持、扩展根据地的首要一环。1941年2月，新四军第五师正式成立，兵力达1.5万余人。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历经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敌人腹心地区，创造了一块战略要地和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形成了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态势，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战争前夜，鉴于蒋介石磨刀霍霍，企图以30万大军首先围歼我中原部队，他早就要求部队立足于早打、大打，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技术上作了应变的准备。他密切注意敌军的动向，对部队突围的方向、时机都作了精心研究和周密部署。当敌人发起突袭时，他率军抢先一步，出敌不意，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保存了主力，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全国解放后，李先念同志先是担任湖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1954年又调到中央，协助周恩来总理等主持经济工作。从军队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从军事工作改行经济工作，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必须从头学起。他到国务院主管财政、金融、贸易工作后，多方了解情况，甘当小学生，虚心向内行的同志请教，很快地掌握了一套理财的本领，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他长期参与党和国家的经济领导，重视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力求少走弯路，少犯错误。1957年，他协助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陈云同志，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平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庐山会议期间，他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破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种种现象和浮夸风，在向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如实说明1958年的财政结余实际上不存在，1959年预算安排上有赤字；上年银行信贷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还在继续；多发票子的状况没有得到扭转，物资紧张，粮食库存大幅度下降等实际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多次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搞好综合平衡，处理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要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以消化吸收，创造出新东西。他拍板决定并亲自指导上海宝钢及一大批项目的引进和建设，批准开放经营蛇口工业区，这对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对国防建设十分关心。张贤约同志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期间，多次向他请示工作，得到支持。洪学智同志任国防工办主任时，也经常向他请示工作。他曾指示说：国防工办的摊子不能铺得太大，要精干紧缩，有些军品要转民品，不搞民品没有前途。先念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只读过三年私塾。他之所以能够在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领域里取得杰出成就，是与他勤奋好学、锐意进取分不开的，是与他勇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分不开的。他对我们说过：“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都是学来的。”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是先念同志的一个鲜明特点。
先念同志时时处处以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为重，党性坚强，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典范。
他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与劳动人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联系。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而使他对劳动群众的朴素的、自发的感情，升华到一种自觉的、全新的境界。他坚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热爱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历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不论是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他都保持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本色，不忘倾听群众的呼声，时时关心群众的疾苦，总是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经常深入农村、厂矿、企业、学校，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掌握群众的脉搏和要求，为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凡属事关群众利益的问题，他向来敢于向党中央直言力陈，从不怕遭受误解或非议。他积极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在协调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使人民群众早日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努力维护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认为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他十分关心老区人民的经济建设和生活改善，经常在谈话中流露出对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深切怀念之情。他说：“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这次生病住院期间，他还谈到如何加快老区建设的两件大事：一是在陕北建设一个大化工基地，充分利用陕北的煤和油、气，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腾飞；二是在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攀枝花的矿，综合开发，充分利用稀有金属资源，推进大西南的经济腾飞。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往深情，是极为感人的。
他襟怀坦荡，心地光明，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爱护干部，善于团结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红三十军，抵制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批优秀军事干部。长征途中，他率一部兵力攻占懋功，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为加强两军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五师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在他领导下较好较快地解决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大家心情舒畅，真正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战斗的集体。在1943年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中，先念同志坚决抵制了“抢救运动”和“逼供信”的错误做法，避免了伤害干部，保证了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先念同志在决策过程中，特别喜欢听取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越是当面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内心里越是高兴，越尊重他们。因此，许多同志都愿意接近他，和他交心谈心，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在党的政治生活中，他一贯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担任七届全国政协主席后，强调从全局出发，把统战工作、政协工作摆在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总任务的位置上。他注意发扬民主，要求广泛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接触，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提倡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多搞调查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积极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促进各界人士和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有重要意义。
先念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光彩照人的形象，将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念同志的遗志，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