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父亲挚友朱少屏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缅怀父亲挚友朱少屏先生
柳无非
今年是朱少屏先生诞辰110周年，亦是他殉国菲岛50周年。我最后见到他还是在1955年6月，但他的形象举止、音容笑貌至今仍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童年时就知道朱先生（我们习惯地这样称呼他），他是环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是我父亲柳亚子的亲密朋友，他们是同盟会会员，南社的中坚分子，上海市通志馆同事。
我家原住吴江县（现改为市）黎里镇，在我幼年时适逢江浙之战，父母亲带领我们坐船逃至上海，是朱先生帮忙找到住处，使我们一家人安顿下来。后来，父母亲多次到上海居住，都是朱先生代为借到房子。他是上海本地人，情况熟悉，老练能干，对朋友非常热忱。
我们到上海，朱先生总要请吃大菜（西餐）。我初次吃大菜时，朱先生教我如何坐好，如何放好餐巾，如何使用刀叉、汤匙，喝汤时不能出声，这是所谓餐桌礼仪。朱先生可谓是我吃大菜的启蒙老师。
1909年在苏州虎丘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一般人都称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为发起人，实际上朱先生亦是南社发起人之一，并且是南社重要人物之一。南社第一次雅集（亦即在苏州的成立大会）的照片内，就有站在第二排穿西装的朱先生，在席地而坐的我父亲稍右的后面。他入社很早，他的社员登记表为第六号，他热心社务工作，曾任会计、书记、庶务等职。南社自1909年开始至1922年（其间1920—1922年社务停顿）结束，共举行雅集18次，临时雅集4次（共22次），朱先生仅缺席3次，是出席南社雅集和临时雅集次数最多的社员。
1927年5月8日夜半，国民党反动派遣士兵到黎里家中搜捕父亲，幸母亲机智，使父亲藏身复壁中，未被找到，脱险后至上海，朱先生即设法替我们购买船票去日本避难（姨母的女友唐蕴玉姨母和我随父母亲同行），并送我们上船。次年4月返沪，朱先生又来迎接我们。
我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念书时，父母亲还住在黎里，每逢节假日，朱先生到学校接我出去吃大菜，有时看电影，再送我返校，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使我不致有离家寂寞之感。
1927年夏我哥哥无忌毕业于清华，公费留学美国，其时父母亲避居日本，是朱先生帮他治理行装。1930年我去美国读书，是朱先生替我办理出国手续，购买船票等等，并与父母亲等送我上船。1933年我回到上海，又是朱先生偕同父母亲等到船码头接我。1935年我妹妹无垢到美国念书，仍是朱先生帮忙办理一切。
1932年父亲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请朱先生为副馆长，兼管总务，徐蔚南为编纂主任。他们齐心合作，开展馆务，出版了《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市年鉴》等。他们同事共有五年之久，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上海市通志馆不得不停办。不久朱先生离沪赴港，父亲在沪杜门不出，过着“活埋生活”。后因环境日恶，于1940年12月避走香港。但朱先生已于是年1月离港，出任菲律宾领事，两人未能晤面，永无重见之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于1942年1月2日占领马尼拉，日本驻菲律宾领事要求中国驻菲总领事馆承认伪政权，但遭到严词拒绝，日方即逮捕总领事杨光浩及领事朱少屏等八位外交官，把他们投入监狱。他们对祖国忠贞不移，对日寇宁死不屈，于1942年4月17日被日寇秘密杀害。父亲后来得到朱先生的噩耗，犹冀其为海外谣传。待到1945年抗战胜利，阅报始知朱先生确已殉难菲岛，于9月11日作诗以志哀悼，诗云：“恶耗四年今证实，交情册载欲无言。影形踪迹终难忘，出处恩仇忍细论。不是坡公谣海外，竟同鲁国殉平原。东归倘觅经行地，白社黄垆尽泪痕。”
堪以欣慰的是，父亲于1949年3月前往北平途中，在济南遇见朱先生的女儿朱青，她悲喜交集，赋诗以赠，诗云：“故人有女能前进，意外相逢在济南。埋血十年悲宿草，从戎万里胜奇男。纵横寰宇今殊昔，胼胝耕耘苦亦甘。指顾渡江归歇浦，不需离别怅桃潭。”
1944年菲岛光复，1945年抗战胜利，朱少屏先生等烈士得到褒扬，遗骸送往南京；1947年举行安葬典礼于菊花台忠烈公园墓地。1949年解放后，忠烈公园墓地一直受到南京市人民政府的保护。“文革”期间遭到毁坏，1982年得以修复，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9月2日南京雨花台区文管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扫祭悼念活动。近年来中央统战部、南京市政府、市委统战部等都十分关注，曾举行公祭活动，邀请烈士家属座谈并宴请，发行了《异域忠魂》及《魂系中华》，并由南京电视台将《异域忠魂》拍成电视片放映。今年4月15日朱少屏先生的子女儿孙等28人从美国、北京、天津、苏州、常州等地前往南京，参加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活动，烈士的英名与世长存。朱先生与我父亲亦当含笑九泉。　　1992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