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另一种“基础”建设——访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人才——另一种“基础”建设
——访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报记者江宝章
一年多前，国家计委科学技术司的一个官员在一次全国性科学工作会议上不无忧虑地指出：人才问题是目前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些科研机构中出现了30—40岁或40—50岁的人才断层。学术带头人平均年龄普遍偏大。差不多同一时期，一批专家学者来到了被称为“海上花园”的厦门大学，考察了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对那里的经济人才和整齐的学术梯队流露出由衷的赞赏。在这个26人的实验室里，不仅拥有像蔡启瑞、田昭武、张乾二这样蜚声海内外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至今仍居世界前沿），还有5位博士导师，以及一批50岁左右年富力强的教授，而尤其令客人羡慕不已的是实验室那些正在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教授研究员们。
与人才相伴而生的是成果。1987年以来，实验室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教委和福建省科技进步奖11项；发表各类论文400多篇；获国内外专利15项。
人才是科学的基础。21世纪厦门大学的地位将取决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水平。厦门大学校长林祖赓说：“我们要把人才培养放在关系国家实力和厦大未来几十年盛衰的战略地位来考虑。”
这几年，先后有10多位年轻的博士、博士后进入实验室并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
郑兰荪，37岁，留学回国的理学博士，自行设计与建立了国内首台激光等离子体源飞行时间质谱计，其激光等离子体正负离子的同时质谱检测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6岁晋升教授：
“我的专业方向本不属于实验室内容，回国前我也担心专业无法开展。但是实验室领导还是肯定了我的工作的价值，在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拨出数万美元外汇，为我研制的仪器进口了重要部件，使我的工作能迅速开展。”
田中群，37岁，1987年回国，在国内首次系统地建立并发展了电化学现场拉曼光谱技术，其多项研究工作受到国内外知名专家的肯定和赞赏，1991年成为厦门大学最年轻的研究员：
“许多地方留不住人，并非仪器落后，而是环境不好，不能心情舒畅地工作。这里的领导对年轻人的工作放心、放手，并重视他们的意见、建议，使他们在这里有用武之地。”
林昌健，40岁，我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他的扫描微电极测定金属微区电位电流分布技术居国际领先地位，在局部腐蚀的研究方法、钝化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去年晋升为教授：
“实验室在工作上给年轻人创造了许多机会。1990年我刚从国外做博士后回来，实验室领导即拨出1.8万元启动基金，然后又帮我从国家教委争取到一笔研究经费把实验室建立起来。”
几乎所有的年轻研究员们都认为，信任、支持、合作、宽松的工作环境，是吸引他们到这里工作的主要原因。当然，除此之外，学校在住房、配偶调动以及晋升等方面也给予他们充分的关心照顾。在学校住房仍然紧缺的情况下，由校长特批，所有来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后们均得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对有配偶调动问题的，学校出面帮助解决。年轻人的破格晋升，由学校拨出专门职数。研究人员工作期间申请出国工作或进修，本着来去自由原则一律放行。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有利于学科成长的肥沃土壤，都对已在实验室工作和正在观望的海内外学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比起实验室出色的成绩来，这种博大的胸襟，以及由它衍生出的兼容并蓄、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的精神，或许是一笔更大更重要的财富。从卢嘉锡到田昭武、张乾二，再到林祖赓，以及现在的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中青年研究员，这种精神沐浴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一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为他的博士生写出了一篇高水平的论文竟然会兴奋得彻夜难眠。
这里的师长们不仅虚怀若谷，大力扶植青年人才的成长，同时也求才若渴，罗致人才到实验室工作。
孙世刚博士在留法期间即做出了出色的成果，原准备到武汉工作。田昭武先生利用出国之机邀请他到厦大实验室工作，并在实验室博士后活动站名额已满、国家不增拨经费的情况下，决定先由学校出钱接收，帮助他迅速在国内首次开展具有原子水平上明确结构的固体金属表面电催化过程研究。
许多老先生把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做学术报告的机会让给了年轻人，把自己最好的博士研究生交给他们辅导，推荐他们担任各种学术机构的成员和实验室及项目负责人。一批中年学者承上启下，不计个人得失，默默奉献，教书育人，表现出可贵的牺牲精神。在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重点实验室这个集体里，老一辈之间、中青年之间、老中青之间团结合作，互相支持，这也许就是他们出成果、出人才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