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回忆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两段回忆
冯至
今年３月１日，早晨散步时遇见王平凡同志，他向我说，蔡仪同志于２月２８日逝世了。我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难以遏制的悲怆，不自觉地流下泪来。随即与平凡同志去看望乔象钟同志，表示哀悼和慰问。回来后，心潮起伏，许久不得平静。十几年来，我经历过多次友人和同事的死亡，虽也或深或浅地感到难过和不安，但不曾有像这天反应得那样沉痛。这是什么缘故呢？事后我自我分析，得出以下的回答。
蔡仪比我小一岁，他的身体和精神却好像比我年轻十几年。我腿脚不灵，步履维艰，每天只能在住房的附近行动，蔡仪则行走自如，我常见他从远处走来，体态跟二三十年前没有两样；我自觉年老，不求上进，只能就兴之所至写点小文章，蔡仪则老当益壮，努力完成他的《新美学》（改写本）巨著，去年他曾把新出版的《新美学》改写本第二卷送给我，第三卷当时也正在进行，我对他的奋勉非常钦佩。我一向认为，他的身体是健康的，精神是旺盛的。这样一位好同志怎么能先我而去呢？所以我听到这不幸消息后，情不自禁地悲怆泪下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我还想到我们青年时期的交往。从２０年代中期到３０年代初，我和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办过一个同人刊物《沉钟》，蔡仪同志在那上边发表过几篇很有分量的作品。那刊物的撰稿人大都与世长辞，只剩下我和蔡仪还常见面，偶尔谈一谈当年的往事。如今蔡仪也去世了，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哭范爱农》诗中的两句：“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继而想，鲁迅写那首诗时，不过三十二岁，而我年已八十有七，因而觉得这两句诗里含蓄的情怀更难以排遣了。
１９２５年，北京大学计划建立日本语言文学系，蔡仪考入北大预科，学习日语，准备将来入本科日语系。由于他学习优良，课余还从事创作，他的老师张凤举教授介绍他与我们相识。我还记得我与陈炜谟到他宿舍去找他时的情形，他沉默寡言，待人十分诚恳，我们把已经出版的几期《沉钟》半月刊赠送给他。不久，他送来一篇小说《夜渔》，写他儿时跟一个邻家的长工在春节后元宵前的一个夜里捕鱼的情景，写夜色，写人物，都相当生动，我们把它在《沉钟》第７期发表了。朋友们读到这篇小说，非常高兴，欣幸《沉钟》半月刊来了一个新朋友。经过几次交往后，一天，他写来一封简短的信，说他要到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去写作。我们并不知道，这时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另有任务。１９２７年，《沉钟》停刊，我和陈炜谟在北京大学毕业，北京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笼罩着白色恐怖，蔡仪回到湖南家乡，我们彼此也就断了音讯。
《沉钟》停刊五年多，于１９３２年恢复出版，那时朋友们分散四方，刊物全仗杨晦在北京独力支撑。他听说蔡仪留学日本，辗转取得联系。蔡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寄来四篇小说在《沉钟》上发表。这几篇小说与前边提到的《夜渔》相比，语言更为纯熟，结构更为完整，字里行间都显示出作者的匠心和工力，而且每篇的内容不属于一个范畴，写法也不一样，一篇有一篇的特点。如小说《绿翘之死》写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由猜疑而嫉妒，以致把天真无邪的女童绿翘处死，心理描述精细入微；又如《旅人芭蕉》写日本俳谐诗人松尾芭蕉摒弃俗缘，遵守行脚戒条，在大自然中修业，可是路上遇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因而想起十年前的一段恋情，全篇文笔潇洒，洋溢着诗情画意。别开生面的是一篇标题《混合物的写生》的小说，写湖南农民运动过后，在一个地主家庭里聚集着一小撮男女老少，他们的言谈动作，各自表露出自己的身分。作者把这些人叫作“混合物”，他像画家一样勾画着他们的嘴脸。蔡仪同志后来专心研究文学、美学理论，不以作家见称，但是我认为，这几篇小说若列入三十年代著名的小说选中，也毫无逊色。
１９３７年，蔡仪同志回国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大部分时间在重庆，我在昆明，只是间或从杨晦的信中得知他的一些情况。我们重新相晤，则是他回到北京参加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１９６１年，中宣部、教育部组织教学和研究人员编写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教材要有三性，即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蔡仪同志担任“文学概论”主编，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编写小组。蔡仪同志不辞劳苦，克服了许多矛盾和困难，才完成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概论》，供高等院校教学使用。
我和蔡仪同志从相识到现在已有６６年，共同工作的时间不多，仅就以上提到的两段回忆来看，他是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一丝不苟，事事认真，待人诚恳。近二十年，我和蔡仪同住在一个宿舍区，交往的次数多了一些，我们彼此关心，互相尊重，见面时常常谈些心里的话。但由于我对于美学是外行，却很少谈到他专心致力的美学研究。
　　　　　　　　　　　　１９９２年６月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