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农村开会太多严重妨碍春耕生产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各地农村开会太多严重妨碍春耕生产
河北省新城县
一个村子一天开了六个会
区村干部被弄得糊里糊涂
河北省新城县共有四百一十五个村，生产较好的只有一个苑庄。但苑庄的干部也感到把春耕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还有很多障碍。有一天，这个村里就来了六个上级机关的干部。武装干部找村长统计民兵数字，物资供应社干部推销新式步犁，银行干部办理贷款，大家都要开会。一天开了大小六个会，把村干部弄得糊里糊涂，摸不清到底什么工作重要。县里也召开过生产会议，各村干部也参加了，可是回到村里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县里布置工作的时候，就没有明确地指出春耕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更没有讲清各种工作结合的具体办法。区干部抓不住中心，成天忙得不行，春耕生产还是陷于自流状态。中共四区区委书记和四区区长，差不多每天总是天一亮就下乡工作，到晚上十点钟左右才回机关，一天到晚辛辛苦苦，顾此失彼，就是不能把春耕生产搞好。
山东省桓台县
各乡开会很多但不解决问题
白白浪费了群众的宝贵时间
山东省桓台县各乡开会忙，生产防旱都顾不上。东刘乡三月间几乎天天有会。东刘村从三月十五日到十七日，三天里就开了全村性的大小会议四次。这些会议都很少解决问题。这个村十六日晚上同时召开两个会：一个是军属会议，原来打算解决代耕问题。但因事先准备不够，开了许久，无结果而散，反而引起有些军属不满。一个是互助组长会议，由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专署到这里检查工作的干部掌握，原来的意图是汇报当前生产工作情况，交流经验，商量怎样修订生产计划。结果，会开了很久，只是登记、统计了植树、买良种、追麦肥、种春地的数目字，最后简单地讲了一下要抓紧当前的几项工作，就散会了。到会十六人，就有四五个人打盹睡觉。这个乡为了订生产计划，也开了不少次大大小小的会。可是，县人民政府派来帮助工作的干部只是简单地讲“要抓紧订计划，要根据各组的情况来订”，但没有调查了解过去订计划中发生过什么问题，也不了解究竟可能不可能普遍订出生产计划来。结果，各互助组订的计划大都是形式主义的，对生产不能起什么作用，只是白白浪费了开会订计划的时间。
河南省内黄县
区乡干部光开会没法领导生产
群众要求种地区干部却叫开会
河南省内黄县很多干部忙于开会，不能好好领导生产。第六区有两个县委委员直接领导生产，是全县的先进区。但这个区的生产情况却很不好。从旧历正月十六到二月初四，这个区的干部分别下乡，普遍召开了乡群众会，十余村一起开的“一九五三年三大任务”宣传大会，和建乡、整党等会议。干部在小槐林召开全乡群众大会，官砦村干部把群众的八辆送粪拉土的车卸了，强迫群众参加会议。群众反映：“说真方，卖假药，喊着生产，不叫生产。”这个大会事前没有充分准备，会上由民兵、妇联等五个干部讲了话，各讲各的工作重要，最后才提了一下春耕生产。开会多了，村干部也发愁。官砦村妇女主任刘俊民说：“区干部光说领导生产，往下一布置就不管啦。俺光开会，也没法领导生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种好菜，这是全年生活大计，区干部却不让种菜，硬着脖子光开会。群众说：种菜是大事，这时候比大麦天还忙，黑夜白天开会，可开不起。干部汇报工作时还说这村有经常开会的“习惯”。
区干部本身也忙着开会，下乡工作的时间少。在春节后、三月二十日前，区里除了区长崔文瑞在村工作半月以外，其余干部不是在县开会，就是在区开会。农业干事马秋海下乡工作只有四天，文教助理李之润下乡只有三天，有的在县开会长期不回区。就是下去领导生产，也是跑这村统计一下生产数字，跑那村听听村干部汇报，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不能深入下去。“重点村”的干部，也没有认真培养重点，推动一般，只是把“重点村”作为干部的居留地。
浙江省富阳县
一个乡二十三天开会二十六次
很多乡干部不能生产断粮缺粮
浙江省富阳县常安乡、王洲乡在当前紧张的生产季节中，召开会议过多，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产。
常安乡平均每月召开干部会十六、七次。这些会议大部在白天召开，时间一天、半天不等。乡优抚委员会副主任董永根说，他每月固定的会议就有四天至五天，不固定的会议更多。三月一日到十六日，董永根就参加了临时性的会议六次，连固定的会议计算在内，他一个人每月开会时间就要十三、四天。他从去年八月割稻开始到目前止，大部分时间在外边开会，很少下田生产，因此只做了三十八个劳动日。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汪良成，参加会议的时间更多，去年一年中，共开会二百六十八天，只做了二十八个劳动日的生产工作。
王洲乡召开的会议也很多。从三月一日至二十三日，乡人民政府共召开了二十六次会议，这些会议包括民兵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乡村干部扩大会议、检查组长会议、全体民兵会议、救济会议、乡互助合作委员会、互助组长会议、乡调解委员会、乡优抚委员会、乡妇女代表会、乡文教卫生委员会、烈军属代表会、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乡武装治安委员会、全乡青年团员大会、全乡基干民兵会、蚕桑会议、乡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民兵中队长会议等等，以上会议共计到会人数五千三百六十二人，每次会议一般有半天时间，时间最长的会从早晨开到晚上才结束，总共这些会议时间，可折合二千七百八十四个工。
因为会议多，又缺乏足够准备，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浪费时间，严重地影响了当前的生产。如常安乡二十五个乡人民政府委员中，目前有六人断粮，有五人缺粮，断粮和缺粮的原因之一，是因开会过多，而影响了生产。
陕西省泾阳县
许多干部每天过着“会议生活”
对春耕只有号召没有具体领导
陕西省泾阳县到三月十五日为止，大部区、乡仍然只是集中精力搞宣传贯彻婚姻法和整党工作，放松或放弃了春耕生产的领导工作。全县近四十万亩麦田，锄过草的不到百分之三十。特别严重的是，泾阳县是主要产棉地区，而全部棉地（三十三万亩）在今春翻过的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农业技术指导站干部下乡巡回传授技术时，也只是照条文向大家念一遍，没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解决群众思想问题，也未组织群众学习。麦地已发生了虫害，各地干部也没有及时领导群众扑灭。六区榆次乡麦地中发生了虫害，当地的工作组长还不知道。
泾阳县领导方面没有具体地教给下边干部工作方法、政策界限，缺乏明确的分工，只是用会议、指示等来领导，因而使下边干部不知如何进行工作。连县领导的重点村——三区三渠口乡史王村的工作组干部，也是各召开各的会，整党一个会，宣传贯彻婚姻法一个会，“号召”春耕又是一个会。三区师王家党员干部专门搞整党，非党干部“号召”生产，互不联系，各种工作严重脱节。群众被整得头昏眼花，埋怨干部开会太多，不管实际困难，许多干部每天过着冗长的“会议生活”。二区八乡的工作组从三月一日到九日共召开了九个会，参加的基层干部三百二十多人。每天一个会，使基层干部叫苦不止，自然就没有精力去领导生产了。
县委书记潘生玺、县长冯世光等，最近曾下乡作了检查，并在三月十五日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依照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精神，把春耕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它工作可适当结合。”但是，还没有教给更多的具体办法，特别是对于棉田春灌、翻犁还没有充分注意，没有拟出有效的措施，去弥补过去放松领导春季生产所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