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的大开放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再论中国的大开放
　　方觉
我在《试论中国的大开放》（见本报7月20日五版）一文中，主要就“大开放”概念的含义谈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大开放要面向整个世界”，“大开放要调动一切地区”，“大开放要扩及各个领域”。现在，我想就“大开放”方针的意义再谈几点看法。
大开放有利于加快发展速度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现代化建设的底子薄、起点低，如何在注重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发展速度，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我们面前头等重要的课题。
实行大开放，可以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加快国内建设。十多年来，经济发展比较快、人民得到实惠比较多的那些地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视对外开放。宏观经济一度出现滑坡时，这些地区仍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势头，对全国的经济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坚持对外开放。当前全国经济回升态势已趋明显，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在吸收外资、拓展外贸上迈出更大的步子，将为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提供重要保证。
我们所期望的，是高速度与高效益的统一。一般来看，外向型经济的综合效益是比较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也比较先进。这就为提高国内企业的经济效益提供了示范和竞争压力。很多原来不景气的国内企业，通过中外合资或合作，出现了新的生机，不仅产量迅速增长，而且效益直线上升。实践说明，与其默认国内某些方面重复低效益高速度的“老节目”，不如推出以扩大对外开放争取高效益高速度的“新节目”。
以往多次发生经济过热，一个基本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争项目、争投资、比产值、比速度，就是因为并不真正对市场负责，以至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外向型经济则自始至终要把市场需求放在首位，既要考虑国际市场，也要考虑国内市场，因而具有防止出现盲目冲动的内在机制。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在有助于形成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也是对传统的经济过热潜势的有力制约。
大开放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不合理、升级换代缓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强调了多年，但是改观不大。除了财政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外，缺少充足的资金和适用的技术以实现结构转换是两个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完全依赖自身积累去搞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那样做产业水平也不会高。
大开放将有力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方面一些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盈利率低的项目，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参与而加速发展；加工工业的上水平、上效益、上等级，也可以通过外资的介入而较快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特别需要进行国际经济合作，以利于提高开发起点、缩短开发周期、节约开发成本。
大规模地拓展对外贸易，将使国际市场信号更直接更迅速地影响国内的产业方向和产品方向，促进国内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一步适应国际经济竞争。
大开放对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运用国际市场压力，开发出一批在内销和外贸两方面都有前途的新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逐渐压缩并淘汰掉那些萧条的行业和落伍的产品，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
中国是个大国，应该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由于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不需要重走闭关锁国时期和产品经济条件下不计成本的“大而全”、“小而全”的老路。现代经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国际分工和市场交换。最重要的不是“人有我有”、“万事不求人”，而是谁的经济效益高、哪个领域的比较利益大。大开放就是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参加国际分工，用最经济的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
大开放有利于变革经济体制
卓有成效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发挥对外开放的推动作用，以外向型经济的新机制改造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
大开放的一个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促进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和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首先要求外向型经济内部拥有相当高的市场化程度，同时也要求加大整个经济生活的市场调节分量，使国内市场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内经济体制逐步与国际经济规则“沟通”，为经济良性循环提供最重要的软环境条件。
外商投资企业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是对“铁饭碗”的有力冲击。对外贸易的活跃，要求大幅度提高出口企业的职工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也就相应地要求改变僵化的用工制度。目前公有制企业也在酝酿和尝试逐步取消固定工制。要趁热打铁，尽快推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真正的就业竞争机制。
需要站在大开放的角度进一步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源相对短缺，因而只得采取集中手段，优先发展急需的产业和项目。在对外开放的新时代，某些国内的短线，有可能通过国际合作而“加长”，某些国内的长线，又可能通过国际竞争而“压短”。也就是说，经济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平衡，不仅取决于国内条件，而且可以借助国际条件。这就客观地允许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运用市场调节手段，求得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高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