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思念——忆程子华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的思念
——忆程子华同志
张惠
子华离开了我们，可他那熟悉的身影，每每出现在我的梦中。他好像还在办公桌上批阅文件，还在与我一起谈话，一起散步，一起逗天真可爱的小孙女玩。醒来以后，我不得不承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子华永远也回不来了。我与子华结婚整整30年，在这期间，有过安详宁静的生活，也有过“文革”时期痛苦的磨难。但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情况下，他都对党的事业非常执著，即使身处逆境也毫不动摇。
一
子华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脱下戎装，致力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经济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到了晚年，他仍然醉心于我国经济建设，关注国家大事，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在病危时也不例外。他一生酷爱学习，涉猎广泛。阅读的书籍有马列经典著作、经济论著、文艺作品等等。1975年，他在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结束后，等候分配工作。他考虑到解放以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为提高经济理论水平，就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潜心学习，每隔数天就去图书馆换一次书，收获甚丰。他多次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其中再生产理论的五个公式总看不懂，下决心把它攻下来。经过仔细揣摩和研究，他豁然开朗：原来他在60年代搞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西南三线建设时，把以资金作计划改为以物资作计划，正好符合再生产理论。为此，他写出了《我对〈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一文，结合我国的经济状况作了阐述。在这期间，他得知列宁所著《全俄电气化计划》一书是苏联第一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因其重要性，被列宁称之为苏联的第二个党纲。而这本书尚未译成中文。子华认为此书对我国经济建设有参考价值，就找水电部负责同志商量，他们赞同子华的意见，组织力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它译成中文。子华很高兴，特意给《光明日报》撰文，介绍这本书，使更多的人了解它。子华还把翻译这本书的同志请到四川饭店，自费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
后来，他虽然没能回到经济战线工作，而去做民政工作，但他没有减弱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关切，甚至在他退居二线以后，还经常找一些经济战线的同志了解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时时留意报刊上发表的经济方面的文章，遇有见解深刻的，就约请作者共同探讨。1986年，中央确定子华为中央三峡工程协调小组成员。他为了熟悉三峡、了解三峡，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亲赴长江三峡进行调查。他不辞辛苦地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回北京后，又去清华大学察看了三峡泥沙模型试验，看望了病中的泥沙专家钱宁，征求钱宁的意见。还听取了交通部郑光迪副部长、石衡总工程师对航运的意见。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调查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三峡工程，经常找知情人了解情况，带病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工程汇报会议。在他去世的前不久，还亲自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中央加强对三峡工程的宣传，将三峡工程列入十年规划，并推荐了一部关于开发型移民的录像片。
1987年冬，子华患肺炎并大面积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竭，病情危重。经抢救恢复后，他对我说：“我当时感觉不行了，要去八宝山了，我脑子里考虑两件事：一是长江三峡工程问题，一是压缩基建战线问题。”虽然我知道他的心脏病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我不忍心问他还有什么事要嘱咐，不过我想对家里他不会有什么事情要交待，因他多次给我讲过：“我对这个家很满意，我们的家是团结的，大家都在努力工作。”
1988年，正是我国经济过热，基建战线拉得过长的时候，子华甚为担忧。他经过仔细研究和思考，给姚依林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以60年代压缩基建战线的经验和西南三线建设的成功例子，提出了压缩基建战线过长的办法，受到姚依林同志和国家计委的高度重视。
子华关心祖国统一，期望海峡两岸同胞早日团聚。他在主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时如此，改任顾问时仍然如此。在张学良访美期间，他知道吕正操与张学良是旧交，所以每天给吕正操打电话，询问张学良的动向，表现出对两岸关系的关切。在他去世当天，还惦念着台湾四海同心会代表团来大陆的活动情况，并准备在代表团来京时要见一见，没想到他的这一愿望在他的生前没能实现。四海同心会代表团来京后，特意去向子华遗体告别。子华总算与他们见了一面。
二
子华的坚强毅力，绝非常人可比。很多人知道，他在战争年代双手致残。他的左手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只有拇指可以活动；右手的四个手指不能弯曲，只有拇指可以活动；两腕关节也不能活动。端脸盆时只能用手臂架着，平时手指甲长了由我和孩子们给他剪。文革期间，子华被关押后，有三年多的时间我们没能见面，很难想象他是怎样克服困难，一天天熬过来的。后来，他告诉我，他在监牢里只考虑一件事：那就是将来能继续为党工作。因此，他有意锻炼自己的身体：费力地用两只手臂架着脸盆冲厕所，找机会到室外活动等。他还告诉我，他在狱中练就了一套打蚊子的本领。因被关押的地方条件很差，夏天蚊子特别多，他为了消灭蚊子，又想出了一招：他用左臂慢慢接近落在墙上的蚊子，用右手掌把蚊子拍到左臂上。打的时间长了，有了经验，打得很准。他从狱中出来以后，我在家中目睹了他的这一本领。只要他看见蚊子，那么这只蚊子就会像战争年代的敌人进入他设好的“伏击圈”一样，必遭没顶之灾。
1970年以后，我才被允许在卫兵监视下，每月给他剪一次指甲。我利用给他剪指甲、修脚的机会，有意拖延时间，以便能够多讲些话。
在子华的一生中，从来就没有畏惧过困难，而是勇于同困难作斗争，更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在被关押中，没有任何资料，全凭记忆，以记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笔记为由写出了一万多字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情况的报告》，由我和孩子们想办法托人转交周恩来总理，受到周总理的高度评价，成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在子华被关押期间，有人告诉我，他要自杀。我听了根本不相信，担心有人要加害于他而故意造舆论。在子华出来以后，我问他是否有此事，他说：“我还怕我身体顶不住，看不到我的结论，怎么会自杀呢？”我还问过他：“你在被关押期间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当时想，如果恢复不了工作，就去教书。不让回北京，就去冀中落户。”
子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始终充满信心。不管党和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能从中看到希望之所在，从不怨天尤人，坚信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战胜困难，胜利前进。
三
子华党性很强，只要是组织上分配的工作，他都会全身心地投入，把它做好。本来，他考虑从事经济工作多年，恢复工作以后还干老本行。他没料到，1978年，中央决定让他重新组建民政部，他服从中央安排，从头学起，为恢复和发展民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子华一生工作岗位调换频繁，他历来以党的事业为重，从不讲价钱。1987年，正值党的十三大召开，他却得了那次重病。他在呼吸急促、插着氧气管的情况下，用颤抖的手给中央写信请假。子华对工作非常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不管他的上级或下级，只要有错误之处，他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记得在他当民政部长时，有次去鄂豫皖老区考察回来，立刻约见当时主管的领导，向他汇报三省的灾情，由于迟迟没有约见，于是，子华通过总后勤部调拨了一些急需的被服，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过后，子华对此提出了批评。
对子女的教育，他重在身教，讲的并不多。子女上学期间，大部分都住校。子华认为，应该有意识让他们得到锻炼，家庭条件优越，往往对子女的成长不利。子女能做的事情尽量让他们自己做，子女们从小就养成自己洗衣服及床单的习惯。对他们结交朋友，子华说要多与普通群众的小孩交朋友，不要只结交干部子弟。“文革”时，我们唯一的儿子因是“黑五类”，上不了学，也不能参军，被分配到北京机床附件厂当工人。他当时只有16岁，一干就是8年。子华鼓励他坚持业余自学，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取了研究生。
子华跟我讲过多次，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烈士牺牲了，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而他是幸存者。当年参加大冶兵暴的同志，解放后仅剩三人，后来其他两位同志先后辞世，只剩他一人。他对我常提起在战争年代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吴焕先、石健民等烈士。他对吴焕先很敬重，说吴焕先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红二十五军的领导核心，牺牲时才28岁，非常令人惋惜。战争年代那么残酷，他却九死一生地活下来了，多么不易，比起英年早逝的先烈们，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基于这种思想，他从不计较名利，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从没说过自己地位高了或者低了。他也不居功自傲、高人一等，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置身于普通人的行列，与人交往、谈话，是那样坦诚、真挚、亲切，没有一点架子。对于年轻的领导同志，他很尊重，并且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子华常说：有个好身体才能更好工作。他平时很注意锻炼身体，生活很规律。子华洗冷水澡的习惯是出了名的。早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就开始了，不过那时条件差，是在冀中的小河沟里洗。“文革”时，因关押中断了五年，出来以后对能否恢复这一习惯有过犹豫，因为要恢复的话，很需要点勇气和毅力。当时我们在成都的住处无取暖设备，冬天室内温度比较低，洗澡时就生一火盆，先用稍温的水洗，以后逐渐改为冷水，他对此感到很高兴。到了晚年，因有心脏病，只好中断。他在监牢里曾自编广播操，在党校学习期间每天早上散步，在民政部时期每天早上到北海公园走快步。有时开会住高层楼房，他有意不乘电梯，而去爬楼梯。以后因为心脏病的原因，活动受到限制，就做静功，还有了气感。他除自己注意锻炼身体外，还让子女和其他同志锻炼身体。
他视保姆为家中的一员，平等对待，吃饭也在一起。偶尔发生孙子辈的有对保姆不尊重的行为，他必定提出严肃批评。在医院住院期间，与医生密切配合，把医生、护士对他的治疗、照顾看作是给人家添麻烦，他总说：“老麻烦你们。”甚至在他病重时，仍艰难地抬起身子向医生、护士表示感谢。他与医生、护士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医生、护士亲切地称他为“模范病人”。许多与子华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在新闻单位发出子华去世的消息后，许多人很快来到我家悼念子华，有的老同志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他们来后，怀着崇敬的心情，向我和孩子们讲述着子华的为人、作风、品格，使我们对子华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使我们深受教育。
四
子华平等待人的作风，甚至对我也体现出来。子华双手致残，生活中很不方便，我从心底想对他更多地照顾。但他并不认为理应受我照顾，他为能为别人做些事情感到高兴。吃饭时，遇到他爱吃的菜，我有意不吃，想让他多吃点，但他见我不吃，他也就不吃，待我吃了他才肯吃。我的膝关节不太好，晚上看电视时常拿条小棉被盖在腿上，有时忘了拿，他看到后，会不声不响地帮我拿来盖上。他往往自己倒开水喝，我为此跟他说过多次，让他需要喝水时叫别人倒，以免手不方便烫着。他总不听，有时我就在他旁边，他也不叫我，自己倒开水。他有时夜里犯心绞痛，不忍心打扰我的休息，总是自己先吃了硝酸甘油后若不缓解才叫我。以后，因他心绞痛频发，我就请假，以便及时对他进行治疗。于是他常跟别人说：“为了我，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本来这是我理应做的事情，我跟他说了几次，以后不要对别人这么说，可他不听，见了人还这么讲。
我是内科医生，一直从事临床工作，与子华结婚之后依然如此。因我绝大部分时间在病房工作，常常不能按时回家，星期日也要去看病人，在郭沫若、谭震林、许德珩等同志病危时，我就住在医院。他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而且我的病人大多数是他熟悉的老同志，每次回家他总要问我这些老同志的病情。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他手残、病重的情况下，我始终没有坚持找专人照顾他，他太需要别人的帮助和照顾了。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我才决意给他找一个人，但为时已晚。不过，好在子华绝不会责怪我，因为他一生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从不去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