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北襄阳专区的情况看当前新区农村发展生产的一些障碍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湖北襄阳专区的情况看当前新区农村发展生产的一些障碍
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 张超
我到襄阳专区先后考察了三个乡，听取了几次汇报，又参加了各县委书记联席会。从接触到的情况看，我认为当前农村中有几个主要问题。
私有财产权时常被侵犯
对社会主义前途有很多误解
土地改革确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还受着限制。因为土地改革工作结束不久，农民生产情绪还不安定，中农怕露富，某些贫雇农有“以贫为荣”的思想，地主怕再没收，富农怕提升成分，因此，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生产不发家”的思想。襄阳县谭庄贫农翟金章说：“现在也不兴买地，吃点喝点算啦！”中农陈玉海坏了五间房子，不修补，说没钱；但他今年杀了一个一百五十斤的大猪，一斤没卖，并烧了一石二斗高粱的酒，大吃大喝。
基层干部和群众相当普遍地对社会主义前途有误解。保康县六区区干部晁文道的父亲，把家里的三条牛卖了两条，买成羊慢慢杀着吃。襄阳县张壪区区委副书记给家里写信叫卖织布机；家里没卖，他还将他父亲批评了一顿。襄阳县党校中一百七十个区干部，有七十四个给家里写信或口头告诉家里说：“快社会主义了，不要置买东西，吃点喝点算啦！”谭庄贫农苏培坤把今年贷到的三百八十斤大米、一百斤苞谷都吃光了；近来又把房子上的青瓦卖了，换上土瓦，抽出钱来吃喝。他说：“早晚到社会主义，那时啥没有呢！”刘杨氏过去每年纺三、四十斤线子，今年只纺了五斤。问她为什么纺少了，她说：“我现在进步了，看得远了。”
私人财产权受着多种形式的侵犯。首先是“揩油”。仅我听得的就有八种形式：（一）贫雇农开会，中农出灯油；（二）抗旱抽水，中农管饭；（三）修堤，中农、富农管水喝；（四）乡干部请唱戏，富农出钱管饭管烟。（五）区上规定，忙时租牛一犋每天不能超过五千元；（六）互助组中牛工不计分，或少计分；还有的则是“见闲地就种，见闲牛就用”。保康一个中农的牛，拉走轮用一个半月未回家；（七）派互助组包耕孤寡户的土地；
（八）有借无还，“明借暗均产”。这些都自然而然地使人们意识着：“这年头，富了没好处、有吃有喝就行啦，反正是朝着平均办咧！”
村里加派负担，干部贪污，乡干部随便罚款的现象相当严重。贷款不合理，也使农民吃亏。襄阳县竹筱区去年二十万斤大米快烂了，干部说不要利贷出去。但以后收粮时要一分利，并在价钱上由一斤六百元涨到八百元，惹起群众严重不满。去年麦子将熟的时候，银行贷款打井；某乡群众不要，银行干部硬要大家贷；群众忙着收麦，不能修井，乡干部被迫把贷款原数存到银行，银行反要乡干部补利息（存款利息比贷款利息低）。
兴修水利要求过急过高，使用
民工不合理
在使用农民的劳动力上存在着很多严重浪费现象。
修公路、修水利动员民工不合理：襄阳县庞公乡的一段路工，本来动员二十几个人一天就可以作完，却调了三百来人。群众是这样算账的：“每人每天砍一担柴，卖一万多元；三百来人，看能进多少钱啦！”襄阳县竹筱区调用春芳、袁营、董营三个乡八百来人修黑龙沟，区政府不去人领导；群众自己在那里挖完了，区干部去检查，说不合标准，又下令“返工”。挖葡萄沟用松桂乡四百来人，因动工不适时（正值秋收秋种），又没有很好地组织领导，结果一天的工做了五天，浪费了一千多个工。襄阳县庞公乡农业收入只能维持全年生活的一半，另一半要靠各种副业收入；但在春节以前，副业旺盛的时候，区政府下通知要全乡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到水涯修水库，其余分赴太平店、泥咀沟区去修水利。襄阳县又布置一九五三年每区按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计算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要负担五十方土的水利任务。宜城县修长渠动员了几个区的民工，许多村子为此用款很多，要求政府批准摊派。这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有些乡村干部为私派工：庞公乡的乡长在家闲着的时候不锄地，却趁着去区里开会的机会，派民兵给他锄地；全乡男女老少正在全力捕蝗的时候，农会主席有点小病，全家不去捕蝗，还叫几个青年团员给自己锄地。对于这些无理动用别人劳动力的现象，群众非常不满。
会议太多太长，乱要统计数字
会议太多、太长，也浪费了许多人力；特别是工作“重点地区”更为严重。襄阳县谭庄群众反映：“我们乡今年有两大病，一是天旱，一是‘重点’。”庞公乡群众批评乡干部：“每天晚上开会，大家累得不得了。合作委员上去讲了一套合作，文教委员讲了一套文教，宣传委员又作补充，最后主席总结，一弄大半夜！”“区上也是老开会，一开就是几天。这样的会我们真开不起！”保康县燕壪乡四个部门同时开四个会，各部门各自布置自己的部门工作；每个部门开了乡干部会后，又都召开了个群众大会。牛庙区康壪乡农会主席四个月只做了七天活。
上面乱要统计数字也浪费了许多人力。襄阳县竹筱区去年捕蝗，为了统计成绩，命令每乡把捕的蝗收集送区过秤，有的还要让一个个地计数。县领导机关号召抢种麦子，为了统计成绩，让每区每天把抢种亩数上报；因此，区里就催乡干部每天报告，这样就加重了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这些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主要是广大干部仍然用社会改革的观点来领导生产，对于社会主义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同时，有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在作怪。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根据襄阳的经验：首先要使县区干部具体地知道各阶层和乡干部的生产情况和思想情况，查明困难，摸清顾虑，批判对社会改革、社会主义的误解和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确立一切工作从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着眼的思想。其次要从总结当地组织互助组的经验教训入手，使干部懂得领导互助必须坚决遵守自愿两利的原则，掌握发展互助的规律性的知识。然后对比土地改革前后的情况的不同，使干部认识从土地改革转入生产建设以后应该怎样做领导工作。
必须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现在农村中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好坏的关键，在于干部是否能把生产领导好，使农民由贫困变成富裕。在民主建政工作中，必须紧紧地围绕着搞好生产的中心任务，用民主的方法，端正和贯彻生产政策，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打破顾虑，明确方向，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
襄阳县有些乡在民主建政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中南区关于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区乡干部联系实际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群众大会上，乡干部对过去的工作作了总结和检讨，对侵犯私有权的事情作了合理的处理，把妨碍生产的“规矩”宣布废除。这是一个最实际的办法。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各阶层人民的生产情绪就普遍高涨起来。
此外，襄阳地委的几项纪律性的规定，虽然不完整，但对解决上述问题也有其一定的作用，如：（一）不准随便召开乡干部、群众大会，全区乡干部会经县批准，全乡群众大会经区批准；（二）开会要有计划，有准备，尽量开短；（三）不能随便让群众送信，区里通讯员应担负送信任务；（四）用民工要出工资；（五）代耕要经代表会批准，干部不准随便派工给自己做活；（六）各部门所需表格要统一，该并的并，该简的简，该去掉的去掉，以减少干部与群众的精力负担；（七）禁止对群众随便打骂、罚款、管扣；（八）支部必须经常研究群众反映，不断根据群众意见改进乡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