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企业——理一理企业改革的思路（上）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记者述评

再造企业
——理一理企业改革的思路（上）
本报记者　王清宪　莫新元
“东方风来”，改革高奏新乐章。改革经过13年的探索，终于走到了1992年。随着《条例》的发表，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已成为全社会更广泛的共识。
再造企业，我们虽走过一段路，但仍有更长的路要走。
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找到了企业改革的目标
我们有一万多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这是比铁还硬的事实。但是，直至1985年5月，一位日本的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仍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
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我们的企业安逸地生活在政府的“襁褓”中。它们接受政府下达的各种指标，包括产品的品种、价格产量、销售方式；企业的一切行为，包括修建一个厕所，也要听命于上级部门。没有权利，没有责任，很难激发起进取意识。松散的管理、生产的低效率，不会影响企业经营者与职工的荣辱及收益。1979年至1986年全民所有制预算内国营企业上缴利税年递增率仅为0.13％。
企业只不过是社会生产的一个“车间”的现象一定要改变。然而，不是“车间”了，又是什么？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开始，国家有关部门规定“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要由企业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统一安排”；企业改革进入承包责任制阶段，国家仍在有关规定中强调，企业不能“利大大干，利小小干”，利润仍不能作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一直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第一次提出“企业应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我们用了整整5年的探索，才找到了企业改革的目标，这一目标在1988年通过的《企业法》及最近发布的《条例》中有了更全面、准确的阐述。
从根本上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改革开放，使我们看到了别人的长处。我们先是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继而又学习人家的先进管理，然而，在充满甘甜和苦涩的学习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只有在合理的机制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国营天津空调器厂和合资天津裕丰工业公司，都是生产空调器的企业，主要经营者又同是一个人——现任天津空调器厂厂长。前者1990年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4.3万元，1991年前5个月亏损30万元；后者1990年人均劳动生产率达19.2万元，1991年前5个月获利336万元。
这位厂长痛苦地说，1988年他由裕丰工业公司调入天津空调器厂，干了三四年，付出的精力比在合资厂时要多三四倍，但仍找不到出路。在两个厂都任过职的三位厂级领导，座谈中向记者发问：为什么同样一位厂长，在合资企业就有所作为，在国营企业却举步维艰呢？
来自德国的格里希先生，在武汉柴油机厂当了两年“洋厂长”，卸任回国前，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不把企业微观经营活动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联系起来考虑，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既然承认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而企业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应该按照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办事，让企业进入市场，企业的行为方式就得变；规范企业行为的运行机制也必须得变。
我们历史地选择了承包制，但承包制仍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新旧体制并存、交替的过程中，企业改革只能沿着磨擦最小的路径前进。
1987年5月，国务院做出推广承包制的决定，当年就扭转了效益滑坡的局面。实行承包制后的1987、1988年，企业上缴利税年递增率一下提高到11.33％。1989年初面临能源、原材料、运输、资金、外汇五紧缺，年末又遇到市场疲软，但由于承包制把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联系在一起，企业实现利税仍保持上升趋势。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有所增长，企业留利、职工收入增加。更为重要的是，承包制通过合同的方式，使国家的双重身份——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得到一定程度的分离，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6年来，我们经济经历了冷热颠簸，能够稳住局面并有所发展，应该说，承包制功不可没。
然而，作为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向前迈进的一个台阶，目前的承包制带有新机制希望的晨曦，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旧体制的暮色。1991年开始的第二轮承包，由于市场、政策等多种因素，不少地方的承包基数灵活变通，投标、招标的竞争机制弱化，承包指标“一年一定”、“一年一核”的比例上升，出现了软约束、低责任、无风险的倾向。我们不应该苛求承包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目前的承包制有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需要继续坚持和完善。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发表，使我国经济焕发出巨大活力。今年以来，各地积极进行股份制企业试点、落实企业自主权等，势头很好。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再造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