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天津县委严重忽视领导农业生产 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检查后已有改变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中共天津县委严重忽视领导农业生产
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检查后已有改变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天津县是一个生产条件比较优越的县份，但是天津县委长期地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中共天津县委和青年团天津县委一部分干部（郑汝田、张文轩、代国强、李明、郭永昌、马宝祥）对此深表不满，曾于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写信给本报，并同时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控告。华北局接到控告后，立即派人到天津县专门进行调查，证实天津县委对今年春耕生产确很忽视，技术未传授，肥料无准备，农具供应缺乏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没有认真整顿，问题十分严重。县委委员不下乡，单纯埋怨中共天津市委对他们领导不够，因此使工作受到严重损失。据华北局三月十六日的检查报告中说，天津县在农业生产领导方面有以下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全县一九五三年增产指标及增产具体计划没有确定，县、区、村干部普遍反映“农业生产无方向、无计划”。农民“依赖政府”思想十分严重而且普遍。稻田区农民有“国家不贷肥，稻田无法种”，“不贷肥变旱田”等思想，领导方面未能及早批判教育，通过订计划、挖掘生产上的潜在力加以解决，因而一度造成思想混乱。据一、二、七、六四个区统计，农民准备把稻田变旱田三万五千亩，七区准备把将近二分之一的稻田变为旱田。
（二）全县稻田区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缺乏肥料，有一百五十五万方土的渠道岁修工程还没有主管机关。全年农贷数字未最后确定，且分文未贷。农民紧迫需要水车、水龙、新式步犁等农具，却没有任何准备。群众积肥、备肥、耙地保墒、农具修理、调换种籽，都处于严重的自流状态。
（三）绝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组织不纯，方向不明，不民主，无计划，基础不巩固，需要大力整顿。四月初前后，全县要有九千个民工到远处参加河工；再加本县稻田岁修和整修渠道工程，使将近二分之一男劳动力要投入各种水利建设中去（需六十天时间）。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整顿组织，认真解决春耕、春种和春工矛盾问题，才能保证适时下种。
（四）领导农业生产的重要部门，不能起领导作用。如农业供应站一年多来资金和领导关系都未解决，到现在仍无人管。六个地方国营农场都起不了国营农场应有的示范和培育、传播良种的作用。银行干部全部在市内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不下乡工作。供销合作社业务方针方面也有不少问题。党委对经济部门的领导是长时期放松的。
（五）县市各部门领导不统一。市内各部门布置工作，没有农村工作一项；所以各部门忙于部门中心工作，农业生产无人领导。六区干部反映：助理员专业化，各部门系统化，区长事务化。县委口喊
“生产压倒一切”，结果是“一切压倒生产”。
华北局的检查报告中指出：发生以上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中共天津县委书记、委员坐在机关里领导农业生产，快一年多没有到农村检查过一次农业生产。区干部批评县委说：县委领导方法是开会、汇报、电话、数字；推动工作的方法是决议、指示、命令；县委文字指示是生产不误季节，实际上是脱离季节，一塌糊涂。去年地里庄稼已收拾完了，天津才开始组织干部下乡领导评比；上冻前三天，秋耕指示才到达各区。
二、县委对三十多万农民的农业生产，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是埋怨市委不领导，自己不积极地主动地深入农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强调客观困难。对于一九五二年全年的农业爱国增产运动和冬季农业生产，县委都没有很好地检查总结，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农业生产工作很多是“有计划，没结果”。
三、中共天津市委农委、市人民政府对天津县农业生产没有具体指示，具体领导。县委的请示往往长时期得不到答复。如一九五三年农业增产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整顿计划，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前后就送给市委农委，一直没有批。农业供应站的资金和领导关系问题以及农贷等问题，请示了数次，到现在未得到解决。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一九五三年各种农业生产的准备工作。
经过华北局检查以后，天津县委在三月五、六日召开了县、区、村三级干部会议，批判了干部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布置了春耕、春种工作。在县级机关抽调了三十一个干部，组织工作组，深入乡村具体帮助区、村进行工作，并加强对农业生产办公室的领导。县委也结合反官僚主义检查了领导生产工作。
但是，天津县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并不是这样就算解决了。据天津县第四区区长刘宁四月三日给本报来信说，天津县县、区、村三级干部会议布置了春耕、春种工作以后，县武装部却又召集各区武装部长开会，布置普遍进行“民兵测验”。民兵天天晚上测验评分，连续半月，不结合中心工作；村里要传达三级干部会议的内容，就召集不起人来（青壮年大都是民兵）。供销合作社和农业供应站也是互不配合。供销合作社只卖胰子、香粉、坤袜子、手帕、口罩等物品，从来不卖生产资料。农业供应站是“座堂办公”，把农具堆在机关，既不下乡，在各乡也没有推销分处。很多农民想买农具和农具零件，无处可买。群众要买个水车皮钱，也往往得到天津市去，跑百十里路才能买到。买上新式步犁，公共汽车上又不准带。区村干部和群众再三提意见，要求供销合作社和农业供应站实行委托区、村供销合作社代卖的办法，农业供应站总是怕麻烦，怕“手续乱了”，不愿这样做。农村剧团也缺乏统一的领导，大部分的经济来源是靠滥行摊派；已到了春耕时期，剧团还在到处演戏，违误农时；演戏时还偷接国家的高压电。就这些情况来看，天津县的农村工作领导方面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