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捕蝶到被捕 [复制链接]

第10版(法制纵横)
专栏：大案要案写真

　　“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的刘敬槐曾被新闻媒介广为褒扬，然而，他竟是一个大肆非法捕杀并走私珍稀昆虫的犯罪分子，请看——
从捕蝶到被捕
赵彦　方家木
曾被报刊、电视台多次报道，在民间被传为“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的湖北武汉刘敬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爱好、捕杀、收藏到销售直至走私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蝶种和各类甲虫，逾越“雷池”，连同他的徒弟、汉西车站货场临时工谌安明一起成了犯罪分子。日前，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捕杀、走私珍贵野生动物罪将刘敬槐、谌安明依法批准逮捕。
现年５８岁的刘敬槐原系武汉某织布厂工人。１９８１年退休后，他迷恋上蝴蝶标本的采集收藏，便自费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山林大量捕杀珍贵蝶种，继而捕杀各类甲虫。至１９８９年，他和谌安明非法捕杀近万只，品种达３００余种，其中不少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昆虫。不久，刘、谌由收藏、交换发展到在国内大量非法出售，同时向国外、港台走私珍贵昆虫标本。现初步查实：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３年３月，他俩共捕杀各类蝴蝶２０００余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虎凤蝶１１００余只，含国家重点保护在内的各类甲虫２３５４只。自１９８８年始刘敬槐以邮寄方式１３次向某国标本商人走私蝴蝶标本１３７８只，其中属国家二级保护的３９３只；走私甲虫标本２３５４只，共非法获利３．９万元。
如此大肆非法捕杀并走私珍贵野生动物，严重破坏野生资源，致使生物资源外流的案件，实属罕见，据查这在国内堪为首例。问题是：此种犯罪为何能持续１０余年并愈演愈烈，而已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严格执行，诸如此类由本案引发的一连串问题，不得不令人思考。
不少人由于缺乏对野生资源保护的法律意识，而不自觉地怂恿捕杀珍贵野生动物的犯罪活动。刘敬槐对《保护法》十分熟悉，但他却置法律于脑后。他说：“到处都在捕杀、出售，我为什么不能搞呢？”刘敬槐的采集收藏以及对某珍贵蝶种的首次发现，引起了一些新闻单位的极大兴趣，从１９８７年至今年６月，数家报刊、电视台先后对刘进行宣传报道，直到案发调查时，文章作者、编辑才知道这“捉虫子”也犯法。正是这些报道“招蜂惹蝶”，交换者、收购者、走私者纷至沓来，使刘敬槐越陷越深。刘敬槐多次举办过个人收藏及蝶画展览，各层次均有人观瞻，但谁也不知《保护法》早有规定，即使出于展览目的而捕杀也要取得“特许猎捕证”，就是对非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猎捕也要取得“狩猎证”并限量才合法。另外，对刘的行为专家和主管部门从无人过问。据刘交待，有的专家从报上得知或看过展览，还来信鼓励，或要求交换，或寄钱收购，他第一次出售标本就是因某专家的介绍。
昆虫标本市场的无序促发非法捕杀的“群众化”。国际昆虫标本市场看准了野生资源丰富的中国，调动各种触角伸进国内各个角落，从而加速了国内昆虫标本市场的形成，各级标本公司应运而生，向国外输出的数量增多。据国家科委文件载，１９８４年仅上海花木公司“在我国云南、四川等地收购了１０多万只蝴蝶标本准备向外出口。”本案中主要收购者福建标本公司点名要收购国家保护的品种，仅收购刘、谌二人的各类昆虫标本就达３０００只。
抓几只虫子也会危害国家利益吗？从科学和法律的角度讲，捕杀珍稀昆虫与杀死熊猫性质同样严重。然而，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却被不少执法部门疏漏了。
刘敬槐曾向某海关去信询问昆虫标本出口手续，海关复函竟称“信中谈及事项不属海关范围”。而《保护法》明文规定“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并规定了动植物标本属禁止出口之列。然而，几年来刘敬槐写明“昆虫标本”，大量邮寄昆虫标本出境，竟无一被截获。《保护法》还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应当进行监督管理”，“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但事实上有些标本公司的各种单据上公然写着国家重点保护昆虫名称却从来无人过问，难怪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进出畅通无阻。难怪刘敬槐数年走私乐此不疲，并发展到完全按国外标本商人要求的季节、地点、品种捕杀。
由此可见，加强对《保护法》、《补充规定》的宣传；积极查处和严厉打击此类犯罪；整顿生物及其制品市场，取缔非法标本公司；严格执法，各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动物标本爱好者活动的组织、管理、引导势在必行。（附图片）
云南省人民政府目前正在实施关于封山禁猎三年的决定，被称为“动物王国”的云南省，仅脊椎动物就有1600多种，是世界野生动物资源的宝库。禁猎三年，旨在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屏边县的瑶、苗族干部群众奔走相告，宣传贯彻禁猎决定。　周重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