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的魅力——从《赵丹传》、《白杨传》谈起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传记文学的魅力
——从《赵丹传》、《白杨传》谈起
雷达
传记文学是生命力很强的文体，自有了人的语言历史，就有了人的传记——哪怕是极简略的传记，而那些在历史进程的某一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传记，从来就起着赋予历史以活的灵魂的作用。人们对传记文学的需求往往来源于现实：当我们对某段或某领域的历史认识失之空泛的时候，就希望看到凝聚着那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历史性内容的人物传记，从中获取感性的、切实的、丰富的知识；当我们审度自身的人生足迹，不免于困惑、馁顿的时刻就又希望看到描写杰出人物生命旅程的传记，从中汲取力量、智慧和信心……好的传记文学，不但富于历史、文献、社会学等多方面价值，而且具有一种生命美感，它能把广阔的、多层面的社会历史内涵绕系于一人之身。所以，传记文学一直是非虚构文学中的一支繁盛的家族，也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只是，我们对它的重视和研究还很不够罢了。
但好的传记作品却来之不易。如果说，在当今纷纭的书籍市场，不难见到那种探奇掠艳、以耸动视听为目的的传记，亦步亦趋、满足于给历史教科书作注释的传记，轻浮草率、以主观臆测来代替历史真实的传记，那么，真正深入史料，不惮于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苦辛，且能写出有血有肉有魂的传记，就委实不算很多了。近日偶然读到倪振良所著《赵丹传》、《白杨传》二书，很有些感触，它们虽不能说十足称意，却属严肃、求实、灵动之作。阳翰笙、陈荒煤二位前辈在序文中的肯定，也非虚誉。就我来说，对两传发生兴趣，无非是因对传主的影像太熟悉想进而窥知他们的身世和心迹；但就作者一面来说，他的选择颇具眼力，赵、白二人在表演艺术家的行列中不愧男女泰斗，他们在现当代影剧发展史上均极具代表性，他们的命运与左翼文化运动以至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息息相关；给他们作传，其意义自然超出了一般。然而难点似乎也正在这里。凡是稍稍上了点年纪的人，有谁不知道赵丹和白杨呢？可以说人人心目中都有他们理解的赵与白，更不要说无数的“影迷”们心中各有一本细帐。倘若作者在资料的占有，对大时代的把握，对影剧史及重要作品诞生过程的了解，特别是对传主的经历、心态、精神追求和艺术成就的认识和体察等方面不是深而且广，两传是写不好的。
据我所知，作者并非影剧圈中人，他出于对两位巨星的人格和艺术的崇敬，出于对左翼戏剧电影历史的尊重和激动，毅然投入了艰苦的创造劳动。开始的工作有如大海捞针，全力沉潜下去后，所积录音带达３００多盒，文字材料重至５０多斤，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当然，苦辛、汗水、锲而不舍虽可敬佩，关键还得看他怎样写，写出了什么。
一部好的传记，透过主人公命运轨迹的描绘，应该能够渗透和折射出较为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最优秀者，甚至堪称时代的镜子，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能量，由一个人触动关于一个时代的广泛联想。赵、白二传虽然还达不到这样的深广度，但它们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始终把人物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左翼影剧运动以至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大环境中，作为其中的活跃成份来写，既写人怎样创造环境，更写环境怎样创造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贡献是，面对形形色色的文艺浊流，它以极大的吸引力把观众拉到了自己一边，而赵丹和白杨正是在这种文艺思潮的激荡和撞击中产生的民众喜爱的明星。
第二，对一部传记作品来说，最核心最具主宰意义的问题是人物是否站立起来：真实与否，血肉丰满与否，最主要的精神气质传达出来与否？传记之写人虽与小说之写人迥异，但古今中外的优秀传记，无不立体化地呈示传主性格，无不写出活生生的个性光彩。这正是写好传记的最难处。因为神化、拔高，或者猎奇、歪曲，抑或借助小说家言来粉饰多词，常常使传记作者极易堕入歧途。而赵、白二传避开了这些歧途。《赵丹传》紧紧吸引我们的，主要不是他如何由“文明戏”而现代话剧，如何演技超群步入峰巅，也不是六和塔下的婚礼佳话，也不是他二入牢狱备受磨折，而是他那率真、任性、热烈、恣肆的性格魅力，那颗九死而未悔的赤子之心。作者没有回避他“长于形象思维，说话不注意分寸”（阳翰笙）的个性特点，也没有袒护他一度消沉放浪形骸，差点不能自拔的短暂迷惘，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形象更加真实而活脱。若说《赵丹传》的人物描写突出了一个“狂”字（非贬意），那么《白杨传》就突出了一个“傻”字。影剧界的领导和朋友称白杨为“傻大姐”，这个“傻”，当然不是说，这位塑造了一系列底层劳动妇女、文化女性、革命女性的动人形象的影坛巨星在演艺上有什么傻，而是指她“把准方向，不迷航，不沉沦，不断有所建树”的刻苦和坚韧，诚如江泽民总书记题词所说的“从人民汲取营养，向人民贡献才华”的那种执著精神。
第三，传记文学，顾名思义，是以形象化的笔法记叙真实人物的事迹、品德的叙事型作品，故而作者的主观抒发、议论过甚，会损伤传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它又并非被动的记录，主体与客体、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也非主仆关系，于是，怎样极大地尊重客体，又不淹滞主体的分析能力和思想光彩，便常常成为传记作家的两难境遇。但优秀的传记文学又恰在这两难中产生，它们既忠实再现感性事实，又能突破“感性的限制”，突破题材表面的、特定的时空意义，揭示出超越性的深层意蕴。以此衡之，赵、白二传或尚存在思想力度稍弱、升华不够的缺点，但它终究借人物闪放出精神之光：它的人物是民众造就的艺海英才，他们因坚持了“从人民汲取营养，向人民贡献才华”而光彩夺目；在风云变幻的影剧史长河中，他们因摒弃“为黄金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坚持“为人生的艺术”而生命长青；他们因对艺术的如痴如狂，对美的不竭追求这种敬业精神，而把自己引渡到辉煌的高峰……，凡此种种，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闪耀着永久的魅力。
传记文学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广大的前途。像路德维希、莫洛亚、茨威格、罗曼·罗兰等读者熟悉的名字，都与传记文学联系在一起。认为传记文学低于其它文学，或传记家可以降格以求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传记家不但要有作家的手眼，而且要有学者的涵养。所以，欲发展和提高我国当今传记的水准，似不患题材之匮乏，而患成熟的传记家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