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惠民地委严正处理“赵承先事件”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中共惠民地委严正处理“赵承先事件”
山东滨县一区王翰林村坏分子赵英贤、地主赵汝贤等害死共产党员赵承先的惨痛事件，经中共惠民地委与滨县县委的调查，在案情弄清以后，对有关此案的人员，已分别予以党纪和国法的处分。“赵承先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滨县一区杨集乡王翰林村共产党员赵承先，贫农成份，于一九四四年参加我军地方部队，一九四六年春因负伤回家，此后即与党员赵光彩、积极分子赵云会、张福春（均系贫农）一起积极地领导群众进行反奸诉苦、土地改革、复查等斗争。由于他们的工作努力，立场坚定，因此深得全村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坏分子赵英贤，解放前是圣贤道首，地主赵立训的管家，一九四四年混入党的组织后，篡夺了村农会主任的职务，并设法使地主赵家俊当了村长、当过伪保长的二地主赵汝贤当了村民兵自卫团指导员、恶霸地主的侄子赵学良当了民兵自卫团长。这时王翰林村的政权完全为地主分子所掌握。
一九四六年春的反奸诉苦运动中，群众起来斗争了地主赵家俊等；并将赵家俊、赵汝贤、赵学良三人的职务一律撤销，选举了赵承先任民兵队长、赵云会任村长、张福春任农会主任、赵光彩任财粮委员，并继续对地主进行斗争。当赵英贤得知群众要继续斗争恶霸地主赵明贤的消息后，即叫赵明贤逃跑，并指使赵明贤的侄子赵学良投奔国民党反动派。后来赵明贤在赵英贤的庇护下回了家，当群众二次要斗争赵明贤时，赵英贤又通知赵明贤逃跑。当群众把赵明贤抓回来后，赵英贤又把他放走。当群众再次把赵明贤抓回来，赵明贤畏罪自杀时，赵英贤竟纠集了全村的地主，诬称赵承先等逼死了“好人”，并图谋趁机暴乱，幸被区干部制止，阴谋未逞。
一九四七年赵承先等又领导群众进行复查斗争，此时正值蒋匪军进攻到了山东黄河边解放区，坏分子赵英贤、赵春兰便趁机到乡联防主任梁树信（现任该区区长）处诬告赵承先、赵云会、张福春、赵光彩等要“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梁树信未作任何调查，即通知县独立营将赵承先等四人逮捕，并痛打一顿，送县公安局关押。这样，赵英贤等更加嚣张，立即派地主赵明贤的侄子任民兵队长、地主赵建周任财粮委员、将女流氓赵春兰发展为共产党员，当妇女指导员，地主的狗腿子蒋贤任村长。这些坏分子掌握村政权后，即将已被群众没收的恶霸地主赵明贤的土地房屋完全倒回，将赵承先等四人的家属大、小十八人一起逮捕起来，扣押在地主家中，毒打“审讯”二十余天。把赵承先的父亲打的昏死过去几次，把赵光彩的女人剥了衣服打的混身出血；把他们家中的东西抢的净光，连鸡都抢去吃了。最后赵英贤叫他们取保回家，并给他们规定了四项管制办法：一、不准出庄；二、不准告状；三、不准翻案；四、谁违犯了以上规定打死勿论。并罚他们穿上“红、白布衫”，给坏分子及地主爪牙赵英贤、赵春兰做活三个月之久。
赵承先等被押送到公安局以后，整日受酷刑逼供，赵承先竟被打死在狱中。当尸体往家运的时候，赵英贤、赵汝贤等狂妄地不准进庄，不准换衣服，不准家属哭，不准用棺材埋葬；逼着把赵承先的尸体赤身露体地埋入土中。其他三人在县公安局被刑讯二十余天，一直没有口供。这时县委会才派李秋山去该村调查，当李秋山了解到这是地主的阴谋后，即向县、区领导干部作了报告。但县、区领导干部接到这个报告后，仍然麻木不仁，半信半疑，并叫赵英贤将赵云会等三人保回去，交“群众处理”。在回家的路上，地主分子赵学顺企图将赵云会等打死，幸被民兵赵希庆保护制止。回村后赵英贤等又私自将赵云会等押了二十多天，一心想打死他们。农民赵文和、赵德贤说了一声“屈了人家”，就被禁闭了七天，还几乎被勒死。此后赵英贤将赵云会等管制起来，并强迫给坏分子做苦工半年之久。一九四八年，赵英贤到县里去受训，回村时扔掉了党的关系。赵英贤为了维护地主集团的利益，就想尽一切办法拉拢支部书记赵培章和地主赵建周合伙做生意。女流氓赵春兰和赵培章通奸，赵英贤还指使自己的老婆和赵培章通奸。从此支部书记赵培章就和他们同流合污，强奸妇女，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前任乡支部书记于震和区公安员梁树信（原任联防主任）竟把这些坏分子当做“好人”，多方予以支持，因而赵英贤等得以肆无忌惮地在王翰林村任所欲为。当时县、区工作人员来村工作时，赵英贤等一方面威胁群众说：“不许多说话，出了事由你们负责；”一方面以卑鄙的手段来收买工作人员；县、区一向未作切实的调查，交下去的工作任务完不成时，即主观地认为王翰林村群众“落后”“王翰林村是个落后村”。
一九五○年结束土地改革时，地主分子又收买了土地改革工作队员阎文然：女流氓赵春兰和阎文然通奸，地主赵建周、赵学顺贿赂阎文然三十万元。结果这个村的土地改革结束工作只办了这两件事：第一件把赵建周等四户地主划成了“中农”；第二件支持地主赵建周倒回贫农分得的一所房子，地主赵学顺将住宅要回，包庇赵明贤卖了五亩地。所以群众反映：“结束土地改革是给地主办了好事。”
一九五二年秋天，整党工作队来这个村进行整党工作时，虽然初步弄清了问题，开除了坏分子赵春兰的党籍，撤销了赵英贤农会主任职务，但并未深入发动群众，坚决惩办坏分子，仍然把蜕化变质分子赵培章“选”为村支部副书记，让赵英贤以群众代表的身分参加整党，赵春兰仍然是乡人民代表会的代表。几年来王翰林村的群众，一直被地主、坏分子骑在头上，村内呈现着一片凄凉景象，白天无人敢在街头站立，黄昏早早关门闭户。整党工作队却不去帮助群众搬掉这些大石头。群众暗地议论说：“怎么来的这些干部都是走秦始皇他老奶奶的道。”
“毛主席，你赶快派人来吧，好整倒赵英贤，领导俺们翻翻身。”
今年一月间，惠民地委与滨县县委为了彻底弄清王翰林村群众情绪消沉的原因，经工作组深入调查弄清事实后，惠民地委即指示滨县县委，将违法乱纪分子赵培章开除出党，坏分子赵英贤与地主赵汝贤由县人民政府逮捕法办；撤销坏分子赵春兰乡人民代表资格，并予以管制；将地主复辟倒算和霸占农民的财产追回；追认赵承先为烈士；对该案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依据责任大小，分别予以党纪和行政处分。
王翰林村“赵承先事件”，说明了王翰林村所以落后，是由于地主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并混进了党的组织，残酷地统治压榨群众所造成的。地主分子之所以能够长期隐藏在我乡村组织中，虽经历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及结束土地改革、整党等运动，均未被发现，这是同滨县及滨县区领导干部在政治上严重的麻木不仁和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这一事件说明了官僚主义者辨不清是非，偏听偏信，竟将这种村庄情绪消沉的原因，归结到群众“落后”方面去，这是十分错误的。同样也说明了：
第一、要打开破坏分子统治的落后村的局面，必须通过当前工作深入地发动群众。对于劣迹昭彰的坏分子和篡夺领导权的坏分子，坚决迅速地予以处理，就会大大地鼓舞群众揭发坏人坏事的勇气，彻底弄清复杂的案情。当工作组在王翰林村发现群众情绪消沉，开会时多数群众不到，即是到会也不发言，支部书记赵培章对抗领导不执行任务等情况后，就感到其中有问题，立即分头深入农户，从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着手，又进行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民主教育。一部分群众经过教育后提高了觉悟，开始反映了支部书记赵培章违法乱纪、包庇地主的事实。经过多方面的考察，证明群众所提各项材料属实，县、区党委迅即决定开除坏分子赵培章党籍，由政府撤销其所兼职务，并公开向群众宣布。因此，群众的顾虑就很快地消除了，相信工作组能够解决问题，随即纷纷地向工作组控诉坏分子赵英贤、地主赵汝贤的罪恶事实。在控诉会上有三十多人哭红了眼睛。工作组即紧紧掌握了群众这一迫切要求，在布置冬季工作的乡人民代表会上，进一步揭发了赵英贤、赵汝贤的罪恶，经过人民代表会的充分讨论，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将赵英贤、赵汝贤等逮捕法办。于是群情振奋，纷纷说道：“一声雷响晴了天。”“如今我可吐出了苦水，看见毛主席了。”赵云会说：“我过去给地主压的弯了腰，今天直起来了。”赵承先、赵光彩、张福春的家属被感动得落下泪来，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事实证明：及时坚决、严肃、认真地处理坏人坏事，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必然会大大地密切党与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第二、紧紧结合当前中心工作，处理坏人坏事，又通过对坏人坏事的处理来推动当前的工作，这样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严肃地处理了王翰林村“赵承先事件”，惩办了地主、坏分子，也就大大的启发了群众的政治热情和主人翁的感觉，所以王翰林村的冬季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全村农民都检查修订了爱国公约；有百分之七十九的农户参加了农业互助组，并且都订了爱国增产计划。同时还整理了村上的党支部、民兵及群众团体等组织；将运动中积极工作、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完成工作任务的模范人物，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该村从过去一向消沉的状态中一变而为活跃的村庄了。春节期间，群众把本村翻身的故事编成快板到处演唱。
第三、通过这一案件的处理，深刻地揭发了领导干部中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某些干部丧失立场的行为。由于滨县党政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地逮捕好人赵承先等四人，致造成赵承先被刑讯打死的惨痛事件。他们对这种漠视群众疾苦，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大会、杨集乡人民代表会上、王翰林村村民大会上，都作了沉痛的检讨。原区公安员梁树信（现任区长），原乡支部书记于震，都向群众检讨了自己丧失立场、支持纵容坏分子为非作歹的严重错误，逐户向被陷害的家属赔情道歉，并接受村干部、村代表和群众的批评。这一案件的处理，对全县干部及群众都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有的干部说：“今后一定要站稳立场，不受坏分子的蒙蔽，要深入联系群众，不再犯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