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袁中郎尺牍》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书海扬帆

　　读《袁中郎尺牍》
李书磊
对于晚明小品，其实我是喜欢的；但因为晚明小品曾受过林语堂之流的推荐，我对它们就总存着几分芥蒂。日前买了一本《袁中郎尺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看见编注者在序言中极力赞扬这所谓“性灵文字”，如获至宝地拾人牙慧，忍不住想败败他的兴。
《袁中郎尺牍》收袁宏道致亲友书信近三百封，表露了他由青年至中年时的种种心迹，读来时有隽语，堪称好文章。但是，说到底它们也不过是几则好文章而已，有时会使人赏心悦目，最终却难脱小才微善之讥。在内心深处我对明清文人有点瞧不起，我认为从春秋战国取义成仁的士人到明清时代吟风弄月的文人，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种类已退化得不成样子了。袁宏道们的文章不能说不漂亮，但文章漂亮不仅不足以救赎文人的轻薄，反而更加重了这种轻薄孽。大家都说“性灵说”乃是对理学的反叛，很有进步意义；但实际上理学只可以超越而不可以反叛，单纯地反叛一种魔道往往会使人堕入另外一种魔道。袁宏道追求性灵乃至于着迷于佛家的“性命之学”，就难免显得单薄、脆弱和小气，暴露了中国才子们的可鄙情状。
在袁宏道尺牍中反反复复叙述、喟叹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吴县县令任上的去留问题。他２８岁将赴吴县作令时，致友人的信颇有几分张狂：“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这纯粹是风流才子口吻，他把县令也当成了风流事业，准备尽兴地挥洒一番。但到任不满一年，袁宏道就大呼上当，只叫得苦：“金闾自繁华，令自苦也。何也？画船萧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始而以为做官很乐，继而知道做官很苦，这很自然，发发牢骚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接下来要能够挺住，能坚忍地把官做好，造福黎民，实现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宿愿。但袁宏道显然没有这种性格力量，他在书信中向亲友们一遍又一遍地诉苦，最后干脆决定一走了事，辞官不做。这未免也太软弱、太没有担当了。在袁宏道的逃跑中，佛老思想是他的皈依：“人生几日耳，而以没来由之苦，易吾无穷之乐哉！”“纵位至台鼎，名加孔墨，所乐无几，吃苦已多，只是愚人不醒耳，知者一眼看得破。”我发现佛老思想对中国文人的精神有一种去势作用，极大地弱化了他们的意志和力量，使他们只想逍遥而不愿救世，只想讨便宜而不愿担责任。他们不能接受人世的繁剧和沉重，面对人生之苦没有一种不畏惧、不退缩的精神，他们一味地避重就轻，与人间一言不和、一事不谐就遁于佛心之中。过去说是达则兼善、穷则独善，而像袁宏道这样的文人达也不愿意兼善了。这种精神衰微标志着文人阶层的没落。所以现代文人瞿秋白不无沉痛地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论语》里说“士不可不弘毅也，任重而道远”，《孟子》里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我们今天还能重新获得这种浩然的气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