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天日下——自愿一次上交千元以上党费者侧记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一片丹心天日下
——自愿一次上交千元以上党费者侧记
实风文庆
矢志不渝一往情深
１９９２年４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收到一张１０２０元的汇款单，署名“包当恩”（报党恩）。经核实，这是一位具有３６年党龄、在教育战线上作出了显著成绩的老党员——浙江省宁波市工读学校办公室主任应金忠一次上交的党费。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据有关部门统计，１９９２年全国共有１００多名共产党员自愿一次上交千元以上党费，上交的人数和金额都创近年来最高纪录。
在自愿上交千元以上党费的党员行列中，党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再一次体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一次上交党费５０００元；原中顾委委员、国家计委顾问袁宝华，两次上交党费各１０００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原局级干部何建民，一次上交党费１万元。
原北京市房山区良乡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阎爱众，几十年来怀着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工作勤勤恳恳，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在给党组织的信中写道：“我为党做的事太少了。党经历７０多年风风雨雨，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渐发展壮大、成熟起来，太不容易了。值此党的生日，自愿将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１５５３．７元上交党费，以表达对党的深情厚意。”
原鞍山市科协副主席、年逾八旬的离休干部马印秋，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自２０岁投身革命以来，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１９９２年一次上交党费１．６万元，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许耀，河南省平顶山矿务局的一位党务干部，仅靠微薄工资维持生计。但他出于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１１００元作为党费一次上交。
克勤克俭聊表寸心
崇俭戒奢，艰苦创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上交的千元以上党费中，相当部分是党员平时省吃俭用、长年累月慢慢积蓄起来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老党员刘芳君，已８７岁高龄，长期孤身生活。她在给党组织的信中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我一生的追求，永恒的信念。我年事已高，不能为祖国和人民再做什么了。可我这颗心是永远向着党的。我把侄儿孙们日常孝敬给我积攒下来的１０００元零花钱，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把它用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上吧！”
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的牛缃，是一位有５０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十分关注党的建设。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４日，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行走困难，硬是手摇三轮车，专程从１５公里远的老家杨村寺来到县委组织部，将自己多年积蓄的１０００元党费交给组织，作为党员教育经费。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街绿化科长杨向红，在党委批准其为正式党员后，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我终于成为党的人了，我是多么高兴。为了表达党对我一生的真诚教育和关心，我将几年来的积蓄１０００元债券取出来，自愿向党组织交纳党费，以表达我２７年来坚定追求党的心愿。”
勤劳致富不忘党恩
带头勤劳致富，并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最终实现全民族的繁荣富强，是新时期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一些先富起来的共产党员，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同时，以交党费的方式，表达了对党的强国富民政策的拥护。
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铁路装卸运输队长、福利建材经营部经理沈兴鹏，１９８８年开始创建村办企业。几年来，不仅为集体创造了可观的利润，自己也走上了富裕之路。他深深懂得：是党的好政策使他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１９９２年，他自愿一次交纳党费１０００元。
山东省汶上县康驿乡西樊章村党员赵宁春，１９８５年组建建筑队，几年来为康驿乡创收７００多万元，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富起来。他始终保持纯朴本色，除了热情捐款周济贫困户、帮助村里安装自来水外，于１９９２年７月一次交纳党费２０００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中堡乡党员龙建明，几年来，坚持走科技致富的道路，平均每年订阅４０—５０种科技报刊，利用科技发展种植业和饲养业。富裕后，他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物质享受之中，仅捐款办公益事业及扶助贫困户的金额就达８０００多元。１９９２年４月，他一次上交党费１０１０元。
河北省涉县西戌镇戌村党支部书记刘金鱼，先后组建了两个面粉厂、两个采矿队、一个服装厂，并联合１３个贫困户承包了连年亏损的村面粉厂。企业兴旺了，她个人也率先富了起来。但她牢记党的宗旨，多次在扶贫济困、兴办教育、拥军优属方面解囊资助。１９９２年６月初，她把多年来积攒的２万元党费，送到省委组织部。
临终嘱托感人肺腑
天津警备区副师职离休干部苏仁，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参加八路军，１９３９年入党，入伍后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在战争年代，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病员，多次立功受奖。１９９２年８月，她临终前向党组织递交了１万元的存折和一份亲笔遗言。她写道：“敬爱的党组织，我患的是不治之症，很快就要永别了。我死后丧事从简，并向党组织交纳最后一次党费１万元。”
哈尔滨市南岗区李清芝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１９９２年初，７９岁高龄的李清芝老人在弥留之际，把子女叫到床前，断断续续地说：“妈从小跟党闹革命，是党把我这个讨饭的苦孩子培养成人。我至死不忘党的恩情。我一生清贫，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只有平时积攒下来的１０００元钱。我死后，你们替我上交最后一次党费。”
成都军区后勤部副军职离休干部朱九武，逝世前留下遗嘱上交党费１．５万元；云南省昆明市副厅级离休老干部梁惠，生病期间自费购买许多治癌药品，并为洪涝灾害地区捐款３００元，他临终嘱咐：“将节余款２０００元全部上交党费。”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著名水利专家揭曾祐，临终前留下遗言：“交５０００元党费，对党对人民尽最后一份心意。”１９９０年党员重新登记时，他已病重，仍坚持用颤抖的手写好了个人小结，才进行治疗；生命后期几年他已行动不便，但每次院里大的活动，都让家人用轮椅推着去参加。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仍时刻挂念国家大事，勉励晚辈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于马列主义，忠于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
１９９２年１月，党支部的同志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时，揭曾祐已不能讲话。他声音哽咽，眼中含着泪花，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指了指枕头底下——他１月份的党费。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一张张汇款单，一封封来信，一句句肺腑之言，一幕幕动人情景，无不饱含着这些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执著追求。
（原载《党建》第６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