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阳翰笙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长者阳翰笙
=叶君健
１９９３年６月９日上午，左奇大姐匆匆来访。她面上带着哀痛、悲凄的表情，我立刻就有了预感：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不幸事情发生。她的喘息平定下来后，向我宣布一个万万没有料到的消息：阳翰笙同志于前天（１９９３年６月７日）逝世了。她是刚从翰笙同志寓所的灵堂回来的。我们相对无言，心里的沉恸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出来。
我和左奇大姐是土改时期的战友。那是一次翻天覆地的斗争，我们同属一个小队的工作组。阳翰老当时就是我们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也可以说是统帅。土改工作是从１９５１年冬天开始，到第二年７月结束，持续了大半年。地点在广西柳州专区。这也是中国最后一批的土改。广西长期在军阀统治之下，整个地区成为土匪出没的渊薮，而我们这个土改队伍，男男女女，一千多人，又都是白面书生，除了少数如左大姐这样的老干部外，大都没有经过斗争的风浪。阳翰老带领这样一个队伍，进入一个土匪成群的地区，改革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可以想见，工作的艰巨也是“史无前例”的。
果然不错，在我们到达柳州县城，还没来得及铺到乡下去之前，我们的队伍中就混进一名冒充当地土改干部的奸细。他在夜里趁大家熟睡之际，一连用暗枪杀了三个正在熟睡的队员。幸亏我们队里的吴塘同志（前外语学院院长）及时惊醒，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杀害第四个工作组员以前，及时跳起来展开搏斗，最后在许多组员的围攻下制伏了这个敌人。这就是我们那场惊天动地的土改斗争的开场白。但翰老指挥若定，沉着应战，通过学习，亲切的座谈和敌我斗争形势的分析，把大家的心情稳定下来了，也加强了我们斗争和必胜的信念。于是我们便正式铺到乡下各村，展开工作。
我当时所理解的作为文艺创作家、理论研究家和电影工作者的翰老，居然是一个改造人——人的生活条件和灵魂的伟大工程师。这是我想象不到的事，但这加深了我对于他的理解和尊敬。他是那么平易近人，他诚恳的态度，有什么问题总是推心置腹地和我们交谈，我们——自然包括朝夕与我相处的左奇大姐——无形地把他当成良师和益友，数十年都如此，直到现在。
事实上我个人和翰老的接触早已经开始，那要追溯到４０多年以前，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时候。那是１９３７年８月我从日本被那里的法西斯当局驱逐回国以后。抗战已经正式开始，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政治部第三厅已经成立，我被吸收进去作为一个对外宣传的干部。翰老是三厅的主任秘书，也就是说三厅的日常具体工作，对内对外，都得由他执行。当时武汉是政治、文化和军事的中心。外国的记者、来访的文化界人士都云集武汉，三厅成了他们特别要访问的对象，因为他们知道三厅给他们提供的有关抗战的情况和战时民众的思想动向要比国民党宣传机构所提供的可靠得多。我们要接待他们，此外，国民党作为一种联合抗战的姿态，还给三厅晚上半小时的对外广播机会。这个机会我们很珍视，得充分利用。但三厅搞外语的人只有寥寥几名，以我最年轻。面临着这样一些任务，虽然我还能相当熟练地运用英语，但我却是胆怯，因为我从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而我也体会到这种工作的政治性强，特别是在国民党特务的睽睽的监视下，不能出半点差池。翰老知道我的思想顾虑。他经常用极为温和关心的语气，鼓励我大胆去作。在某些具体的外事活动上，他还给我详尽、仔细的指导。引用他回忆录中的话：“……特别是叶君健同志，里里外外，笔译、口译、有时还加上英语广播，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人生的道路有时很偶然，但也不偶然。我进入三厅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一生搞对外宣传工作却不偶然。这是因为，翰老的谆谆诱导和热情鼓励，使我对这项工作发生了感情，逐渐了解了它的重要意义，以致我一直不愿意放弃。每次当我回想起我过去几十年所遵循的道路，我就忘不了翰老。解放后大家都忙，但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我还能不时见到他。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四人帮”的监狱里一蹲就是９年，长期不通音讯。１９９１年秋天一个下午，左奇大姐和我一同去他的寓所，交谈了一个下午，非常愉快。１９９２年春天我们又一同去看过他。这时他的心情特好，在座的还有宋平等另外几位朋友。大家看到他的身体那么健康，非常高兴。今年我曾经与左奇大姐商量，找个时间再去看他。但翰老的女儿告知，翰老已经住进医院，建议我们暂时不去，以免受到感染。我们打算待翰老出院后再一同去看他。但这个机会现在没有了——永远也没有了！我感到难以形容的遗憾，而这个遗憾却是再也弥补不了，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