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字含义的变化说起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漫笔

　　从“农”字含义的变化说起
吴酩
“农业国”的称谓，起码从笔者记事儿时就有了，那是在５０年代初期。直到现在这个称谓也没改，许多正式场合还在沿用。其实，这几十年间，中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占７成以上，因此说中国是农业国，恰如其分。时隔４０余年之后，还这么称呼，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从经济构成来看，我国早应摘掉农业国的帽子了，因为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降到了３０％以下。但是从人口结构角度观察，我国还必须姓“农”，因为农业人口还保持着近８０％的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在实际不是“农业国”而是“农民国”。同是“农”字打头，含义却是不同的。
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异步变化，暴露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协调：工业化进程较快，城市化严重滞后。到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２０％多，而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的这个数字，分别为３６％、３５％和４２％，美国等发达国家则高达９５％以上。
城市化进程滞后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是，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得不到及时、妥善安置，使国民经济全局的健康循环常常受到阻滞。一方面，劳动力过量地淤滞在有限的耕地上，种植业没有实现规模经济的基本条件，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种田比较利益长期低下，必然挫伤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造成农业的萎缩，而农业基础削弱对经济全局的危害是无需赘述的；另一方面，由于就业极不充分，农民收入不能持续稳步增长，购买力只能维持微弱提高态势，城市工业离开农村市场的迅速拓展，也就失去了高速发展的基本牵动力。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城市化缓慢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正是近年来我国农业时冷时热、工业忽快忽慢的重要“病因”之一。
病因明了，治病应从哪里入手也就清楚了，于是，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链：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强化农业基础；强化农业，必须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种田效益；实现农业高产高效，必须稳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少务农人员，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富余农民“分流”，必须广开就业渠道，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而城镇正是二、三产业的主要载体，唯有加快城市化步伐，才能有效地推动第二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兴起。按照这一经济逻辑，一些农业经济学家在认真反思了多年来农村经济的起起落落之后，以农村为起点，提出了“反弹琵琶”的经济发展思路，即跳出就“农”抓“农”的传统轨道，通过抓“城”来稳“农”兴“农”。
看来，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下更大力量加快城市化步伐，应成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经济发展战略。这是纠正历史误差的需要，也是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如何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们提出了多种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以大城市增容为主；以中小城市扩充为主；以农民自己创建新城镇为主。究竟哪种思路最佳？似乎无需做简单的裁定。中国这么大，各地情况很不相同，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坚持多样化的原则。加快城市化的任务已经确立，朝着这一目标，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规划，扎扎实实地干，大胆地进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