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祥和、平易可亲的邓大姐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开明祥和、平易可亲的邓大姐
杨拯民
１９９２年夏天，我随政协视察团刚刚结束在辽宁省的活动，准备翌晨返回北京时，７月１１日晚从电视新闻中得到德高望重的邓颖超大姐辞世的消息，感到非常悲痛。１２日返回北京后，即同老伴、妹妹一起赶到中南海西花厅，送上一个花篮，面对邓大姐的遗像深深地鞠躬，寄托我们的无限哀思。
我们全家对邓大姐都怀有深挚的感情。我和邓大姐最后一次见面是１９９２年４月份。当时我因小病住院被她知道，派秘书来看望。出院后，我去看望她，她正在重病之中，仍然叮嘱我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大姐住院期间，我看过她几次。她骤然离去，使我在感情上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痛惜失去了一位多年来一直关怀爱护和指导我的慈母般的长者。
记得第一次见到邓大姐是１９４４年秋天，在延安杨家岭周恩来同志的窑洞中，距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了。
那年秋天，组织上决定把我从中共米脂县委调往关中军分区，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当时陈毅同志拿着电报来找恩来同志商量事情。邓大姐在一旁看到我十分拘谨地坐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和我聊天。她十分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等情况，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精神也放松了许多。一会儿，陈毅同志走了，恩来同志又继续和我谈了起来，这时候邓大姐很自然地走到一边去了。谈完话，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带我去杨家岭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饭堂去吃饭。途中，恩来同志不时被人拦住交谈。到了饭堂，见到都是中央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少奇、弼时、富春、陈毅等同志均在这里吃饭，我有些不知所措。邓大姐又来和我闲谈。她告诉我，经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食堂有六菜一汤，主食有米饭、馒头、面条，她让我多吃一点，喜欢哪样就吃哪样。她热情周到的关照，使我紧张的心情踏实了许多，温暖之情油然而生，至今记忆犹新。以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及解放后我长期在外地工作，直到１９６２年我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才有机会再和邓大姐见面。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看完电影，大姐一下子看见了我，马上叫住我：“你不是杨拯民吗？”随即转身告诉了周总理。总理说：“我见过他的，他现在已经在陕西省委当书记了。”真没想到，相隔１８年之久，邓大姐在电影场能一下子认出我来，使我很激动。１９６７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总理写信，没过一星期，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总理病重期间，我寸心悬悬，多方打听，想去探视，连写了几封信给邓大姐希望看望总理，但未能如愿。总理逝世后，天津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不让我来京参加吊唁活动，经过我多方努力，直到最后一天中午，王炳南同志才打来电话，叫我下午３时前赶到北京医院。这才得以向最敬爱的总理致了最后的敬意。
１９７８年４月，我从天津调到北京工作，见大姐的机会多了。特别是１９８２年我调到政协担任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工作后，邓大姐作为六届政协主席，我即开始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承教诲，接触更多，感受也更深了。五年中，她那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无微不至地关怀同志、朋友的博大爱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邓大姐担任政协主席后，经常到机关办公室来了解同志们的工作情况。每次大会和常委会她都到会。同时，还要参加几个小组会。我们考虑到她的年事已高，身体又多病，劝她减少几次会议，但是邓大姐坚持到会听取同志们的发言。此外，邓大姐还要亲自找外地来京委员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邓大姐特别重视政协的民主制度，她确定除了每次要开小组会以外，还要有大会发言，给每一位委员多一些发表个人意见、见解的机会，以充分发扬民主。常委会开会时，她坚持每次到会，倾听委员们的意见，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在平时工作中，邓大姐作风严谨细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密切联系群众。我们每次向大姐请示工作，总是很快就得到她的批示，最长也一天时间就能得到回音。她的指示总是十分具体、明确。她的工作效率是十分高的。从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大姐的工作效率之高，实属罕见。第一件事是１９８５年，杜聿明先生的夫人在香港去世，大姐决定让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程思远先生去港办理善后，在邓大姐的亲自疏通干预下，还在密云水库休假的英国使节连夜赶回北京签字放行，复杂难办的入港手续只用了２４小时就全部办好。第二件事是政协副主席华罗庚在东京访问期间，突然病逝。也是在大姐亲自安排过问下，我们从北京到东京，办完华罗庚副主席的验证、火化、运送，直至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仅用了３６个小时。
邓大姐听取别人意见，总是从善如流。只要你的意见正确，就很快会得到她的有力支持和鼓励。记得一次她在政协工作人员大会上对机关工作有所批评，后来经过说明情况，在另一次会议上她就作了更正。邓大姐非常注意了解周围同志的情况。同时，她也真诚地希望同志们了解她。一次我去中南海西花厅，她让秘书给我看女作家胡杏芬写她１９３７年在北平西山疗养院养病时的故事《李知凡太太》一文。我懂得她是让我们这些助手更了解她，不但了解她的现在，还知道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经历。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
邓大姐继承发扬了周总理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有些事情我们想不到、看不到，她却观察入微，并身体力行。有一次政协大会期间，邓大姐指示我们要照顾好程砚秋的夫人，尽可能在生活和医疗条件上给予照顾；原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儿子原为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病故，大姐立即关照将王以哲的女儿补为政协委员。这些事情她想得都比我们深。
和邓大姐接触过的同志，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大姐对人非常热情，对我们这些助手，她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平时，当她发现我们有什么错误的时候，立即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但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及身体情况，她又常常像慈母般地给予入微的关心。１９７９年，我第一次突犯心肌梗塞被送到医院抢救，邓大姐知道后，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由于她的关怀和医院的努力，才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并且在第一线继续工作了八年半。１９８７年，我第二次心肌梗塞，大姐又一次给予了直接有力的帮助，再次挽救了我的生命。此后，大姐又批准我到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我现在还能做一些工作，是大姐殷勤眷顾的结果。
５０多年来，周恩来同志、邓大姐和我们杨家两代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关心我们全家现有成员的情况。有一次，邓大姐到西安视察工作，专门派秘书到我家，探望长期卧床的养母张惠兰，并带来大姐的礼物，慰藉老人，使我们全家深受感动。就在１９９２年３月份，重病缠身的邓大姐得知我生病住院的消息，又派人到医院看望，并送礼物表示心意，叮嘱我配合医生，积极治疗。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发生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曾起重要的转折作用。对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曾被周总理誉为“千古功臣”。多少年来，周总理、邓大姐对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人和他们的亲属，给予了很多的关注。西安事变后期，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西安几度出现危机。由于我父亲杨虎城将军与恩来同志的真诚合作，化险为夷，保证了事变的和平解决。１９３７年４月，恩来同志劳山遇险后到西安我家看望我父亲，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了他。在蒋介石迫令我父亲出国考察时，恩来同志又和我父亲同机去上海。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毅然中止欧美之行，兼程回国，参加抗日。但他一回国，便遭蒋介石指派的特务监禁。在抗战期间，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要求。１９４９年，得到我父亲遇难的消息后，我首先请示恩来同志，是他批准我去重庆移灵。十年浩劫中，周总理又给了我家极重要的政治保护。１９７８年底，刚刚拨乱反正，在京的部分参与西安事变的有关人员于北京饭店聚会，以示纪念。邓大姐得知后，分别请有关人员到家中交谈、照相。在西安事变５０周年纪念会上，大姐病在医院，仍派人出席纪念会并代她作了书面发言，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崇高敬意和对家属的关怀爱护。
邓大姐在７０余年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她那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廉洁求实的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楷模。
我个人特别感受深的是她的风格：开明祥和、平易可亲。
我们将永远怀念她！
（本文选自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回忆邓大姐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