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研究的新进展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岳飞研究的新进展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诞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１１０３年），今年是他诞辰８９０周年，为纪念这位受人景仰的民族英雄，海内外掀起了岳飞研究的新的热潮。不久前，岳飞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了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香港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岳飞史事、研讨岳飞所处时代的大环境。
关于岳飞的史事研究。大家普遍认为，岳飞是从一位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抗金名将的，他的一生，壮怀激烈，叱咤风云，曾经大小二百余战，为国家、为民族宣力半生，但最后竟被宋高宗、秦桧之流以所谓“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至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刻骨铭心的冤案悲剧，岳飞也因此受到了人们万世的敬仰。这是岳飞研究中的共识。但是，在岳飞的愚忠问题、死因问题、镇压湖湘农民起义及《满江红》词的真伪等等问题上，却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如关于杀害岳飞的元凶大恶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秦桧是当时“挟虏势以要君”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南宋整个降金政策的真正炮制者，他为了对金屈膝求和，是不惜出卖南宋人民的抗金成果，从而自毁长城、杀害岳飞。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岳飞之死，主要是服从“与金媾和”这一南宋初年制定的国策的结果，既然是国策，赵构当然是主要的决策者；加上岳飞本人的昧于保身的种种作风，终未能保全功名而善始善终，最后，使赵构的屠刀落在了他的头上。又如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问题，争论双方虽都持之有理有据，各执一词，但均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这些争论，虽都未接近统一，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岳飞研究的成果，提高了人们对忠奸之辨的认识能力。这次讨论，虽仍有论文涉及上述问题，但对其死因，或从岳家军群体人物的研究入手；或从南宋初年诸大将的关系上去考察。有的代表认为，岳家军群体人物中，其原从将领，是其亲信和中坚，后来秦桧之流为了打击岳家军，首先拉拢威逼利诱岳飞的原从将领，但其“卒无应命”者；岳家军中的参谋幕僚，也是南宋统治集团首先打击的对象。岳飞冤狱锻炼成后，幕僚之中，株连既广，处罚最重，其幕僚几乎无一幸免。岳家军中的招降将领和拨隶将领，最后被秦桧死党诱逼，参与了炮制、陷害岳飞的冤狱。岳飞的最后被杀，是岳家军军人集团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与文人集团矛盾的必然结果。社会学和群体社会学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新的方法之一，从岳飞和岳家军的群体人物研究上，寻找岳飞的死因，从而开拓了岳飞研究的新的领域。有的学者则对宋代社会风尚与岳飞的婚姻、家事及个人物质生活等方面作了比较，他们认为，宋代追求物质享受，极尽奢侈、浮靡之能事。南渡之后，从上至下，更把“西湖作汴京”，终日歌舞升平。岳飞则出身河北，亲眼目睹金人铁蹄下的百姓的兵燹之祸，升为大将后，他始终“奉身菲薄”，经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在婚姻和男女生活上，宋人纵欲声色，皇帝竟公开提倡“愿自娱乐以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对，以终天年”。岳飞则背世俗而行之，“不喜声色”。宋代官绅士大夫爱钱、贪钱、敛钱成风，岳飞对此深感痛切并提出了“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自然太平”的著名口号。因为廉洁而被猜忌，因为谦恭而招杀身之祸，岳飞之冤，是历史之冤。岳飞死后，人们刻骨铭心地怀念他、纪念他，个中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是值得人们反思的。
关于宋代史事研究。宋史研究，尤其是南宋史研究，是岳飞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与会代表多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方面概述岳飞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如有的代表对宋高宗时的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作了研究，认为当时的中央决策，主要是通过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各种诏令来进行的。皇帝按照规定的程序，将诏令交付朝廷形成正式文件，再发给执行机构。这样，既杜绝了高宗在正常情况下擅自向执行机构发布命令的可能性，又因为通过朝廷官员的把关和台谏官的论奏，宰执和百官的集体决策，较充分地调动了整个统治集团的智慧和经验，从而减少了决策中的失误。反之，这种运行机制受到遏制，错误的决策便会导致天下大乱及宋代的灭亡。又如宋代的诏狱制度，有的代表认为这是宋代司法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虽有解决大案、要案，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也因审判的不严和监督程序的不严密，从而带来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岳飞的冤案，就是宋代诏狱制度下最悲壮的一页。再如关于岳飞和南宋初年韩世忠、张俊、刘锜诸大将之间关系及各大将的风范、事迹、岳飞的军事思想等方面，也有专文论及。这都反映了近年来岳飞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张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