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说——苏联“真理报”二十五日社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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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说
——苏联“真理报”二十五日社论
自从盟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反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并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已有八年了。苏联人民在这个伟大的战斗中打了头阵。他们这样作是为了保卫他们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帮助被奴役的欧洲人民从法西斯枷锁下解放自己，并保证在战争结束后建立持久和平与国际安全。
苏联现在像过去一样，坚定不移地保卫着各国间的和平事业，设法促进国际合作。格·马·马林科夫、拉·巴·贝利亚和维·米·莫洛托夫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演说里，都表示了苏联人民加强世界和平的不懈意志。
四月十六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了论国际事务的演说。这篇演说仿佛是对苏联政府最近发表的关于和平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可能性的声明的答复。
正因为是这个缘故，世界各国广大公众对艾森豪威尔的演说都感到极大兴趣，因为他们都在等待美英集团的领袖们对苏联最近表示的爱好和平的愿望作怎样的反应。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我们在整个亚洲，正如在整个世界一样，寻求一个真正的全面的和平”，他又说：“只要有尊重一切国家权利的意愿，这些问题不问大小没有一个是不可以解决的”，这些话已得到良好反应。
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和平问题发表的意见以及他所说的没有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可以解决的话，是与他在同一演说中的其他意见互相矛盾的。
那些希望从艾森豪威尔的演说中找到真正的和平愿望的人们不得不问道：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篇要求和平的演说中公然提出“原子战”的可能性的威胁呢？你们会认为这种论据能够加强人们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和平的演说的信念么？无论如何，这种论据，或是——更明白地说——这一类的威胁，对苏联来说，在过去没有能够达到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达到它们的目的。
美国总统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了许多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的国际问题。但是总的来看，他的演说主要是讨论对苏联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只知道，能否取得进步，只等着一个问题。这就是：苏联打算怎样办呢？”他又对这个问题补充说：“对于真理的考验很简单。只有行动才有说服力。”
正是这样，人们只能同意：实际行动比言语更有意义。
因此，让我们谈谈主要的国际问题吧，和平能否获得加强就决定于这些问题之能否获得正确解决。
首先是朝鲜问题。
最近几年以来，像朝鲜战争和恢复朝鲜统一的问题是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心，这一点难道有人能否认吗？最近几年以来，这些问题是许多国家外交政策的考验，这是尽人皆知的。
苏联人民一向拥护关于缔结公正的朝鲜停战协定的一切步骤。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使从言语走向行动有了可能，并且展开了立即结束朝鲜战争的前景，它们的建议立即获得了苏联的支持。
凡是对国际间关系这种紧急问题要求得到具体的答复——不是言语，而是行动——的人都将体会到上述事实的重要性。
让我们再谈谈其他国际问题。
例如，谁能忘记德国问题？或者谁能用笼统的话来避而不谈在民主与和平基础上使德国统一这种重要的国际问题？
在德国和德国以外有谁能满足于一两个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国家只不过把德国的西部当做它们对欧洲实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们不考虑某些欧洲国家的反应，首先是曾经一再遭受军国主义德国蹂躏的法国的反应？
很明显，在解决德国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德国的一切邻国的切身利益、巩固欧洲和平的利益，而首先必须考虑到德国人民的民族愿望。
美国总统的演说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他并没有考虑到有着四强关于对德问题的波茨坦协定。上届美国政府的做法与此完全一样。但是，如果认为有必要本着巩固欧洲和平的精神积极地解决德国问题，像苏联一贯努力的那样，那么，就不应该忘掉上述的重要的国际协定，这个协定是由我们两国和英国共同签订的，法国后来也在上面签了字。
如果美英集团拒绝考虑这个意见，继续按照它已拟订的方针行事，使德国的民族统一成为不可能，并把德国的西部变成一个由复仇主义分子当权的军国主义国家，那么，这将铸成一个致命的错误，特别是对德国人民的致命的错误。同时，对于德国问题的这样一种立场，是与欧洲的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全体进步人类的利益不相容的。
中心的问题是：尽早缔结对德和约，使德国人民重新统一在一个国家里，并使他们重新在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大家庭中得到应有的地位，随后占领军队撤出德国，因为维持占领军队是德国人民肩上额外的负担。
在美国总统的涉及广泛国际问题演说中根本没有提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应得权利的问题和关于它包括台湾在内的合法的领土权利的问题。这确乎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紧要的国际问题。然而，事实是：这个长篇演说并没有谈到中国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顽固不化地奉行一种对中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动机是希图扭转无法改变的事件的发展，虽然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可避免地注定了要失败的。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演说中提出了五个“原则”，据他说，这些原则支配着美国在外交上的行动。这些“原则”说：“全人类都一致渴望和平、友好和正义”，“任何国家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建立政府和经济制度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容剥夺的”，又说，“任何国家如果要想把自己的政府形式强行命令其他国家接受，都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这些原则真的决定美国的政策，如果它们并非仅仅是一种空泛的论调的话，那末这种原则便应该已经在朝鲜问题上、在德国问题上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论调没有得到行动的证实，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美国政策在如何解决这些国际问题及其他国际问题上是很少考虑到他们这一类论调的。
美国总统的演说特别注意到东欧的人民。据他说，东欧各国的政府形式是外国强迫它们接受的，虽然这是不符合于人所共知的事实和这些国家内的实际情况的。
事实表明，东欧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权利不知经过多少顽强的斗争，才争取得他们现有的人民民主的政府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他们才得以保证他们国家在经济与文化上的迅速发展。如果希望苏联插足干涉，以恢复这些国家人民已经推翻了的反动政府，那就太荒唐了。
同时，美国总统“呼吁”苏联的领导机构“运用它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来制止亚洲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对世世代代的压迫与奴役的解放运动，也是违反人人都知道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如果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某种“怀着不良意图”的人们所策动的，那就很难希望正确地瞭解国际问题了。
美国总统演说中谈到要容许“其他国家，包括东欧的那些国家在内，有在全世界大家庭里”和其他国家自由联合的权利，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人人都知道，是谁阻挠着某些人民民主国家加入联合国，是谁在阻挠着伟大的中国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苏联代表不是曾经提出过一个允许十四个国家参加联合国的建议，而这个建议不是被美英集团投票拒绝了吗？
至于对奥条约的问题，可以再说一遍，没有什么关于这个条约的问题是不可以在以前的协定的基础上，并真正尊重奥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来加以解决的。
关于联合国的问题。
美国总统在他的演说中表示希望使联合国成为能够有效地保障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的机构。
这个组织目前没有完成它的任务，这并不是苏联的过错。但是，现在来加强这个组织的活动的作用，特别是加强这个组织创立时列为主要目标的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活动的作用，时间还并不太晚。
为了这样，首先需要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原则，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基础不能受到破坏。为了这样，任何一个政府不得企图把联合国变成它自己的外交政策的附属机构，因为这样无论与联合国原则或是与保障国际正常合作和巩固和平的利益的目的都是不相容的。
人们要问，联合国全体六十个会员国签订联合国宪章，签订这个以安全理事会研究维持和平的问题时五大国一致的原则作为其最重要部分的宪章，到底是为的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让这个由所有国家承认的原则在实施时给某些国家破坏的！当然也不是为了使这个国际原则被认为是联合国与安全理事会活动的负担或障碍的。
最后要说，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迄今还被剥夺了参加安全理事会与大会工作的可能，而一些国民党傀儡却窃据着联合国机构的席位，谁能够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呢？
这种情况难道真正能够加强联合国的威信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难道能够真正希望联合国能够正常地进行活动并履行它对于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责任吗？
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其他许多迫切的国际问题上一样，是不可能避不作出决定的。假如我们都希望少说话，多采取实际行动，那么，显然可以找到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把裁减军备问题和必须更加重视经济问题、重视消除贫穷和匮乏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工作归结为演说中所说到的设立某种“世界援助基金”这一点，那是很难令任何人满意的。
对于这样一种“基金”进行好听的宣传，是不够的。
假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基础是各国间的真正广泛的民主合作，并尊重各国的主权，而且对接受这种援助的国家不加政治条件，那么，它所产生的结果将是不同的。
迄今为止，人们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世界援助基金”一事所说的话中得到的印象是：我们又将有一个不能名副其实的“马歇尔计划”；我们又将看到以一个新的名义来继续实行那不受欢迎的“杜鲁门第四点计划”，这个计划企图给予各弱小国家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使这些国家和殖民地的预算和经济——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和殖民地本身——服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的目的。显然，他们现在打算继续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
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个事实，就是最近美国的经济“援助”已经达到了遭到公然拒绝的程度，例如缅甸和其他国家就拒绝了这种“援助”。
大家也知道，最近若干国家政府都发表了确切的声明说：它们所希望的不是美国的所谓“援助”，而是美国不应增加越来越多的障碍，来妨碍各国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大。
事情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在那些属于在美国支配下的集团的国家内，主要的是在英国，人们对于由于美国的命令而实行的限制对民主阵营国家贸易的措施表示不满的怨言越来越响亮了。
总统演说中的和平呼吁当然会得到我们应有的支持。然而，很难忽视这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这些和平呼吁是相差得很远的。例如，在艾森豪威尔发表演说后只有两天，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这样的权威人物对于总统演说的评论就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不得不同意前英国工党政府大臣斯特拉彻的谈话。他指出杜勒斯的演说的特点是意图把艾森豪威尔的演说变成“战争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演说中没有谈到中国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普遍令人感觉惊奇的事实，杜勒斯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解释。看起来美国政府对于所谓“国民的”中国——即是被中国人民经过胜利的斗争而驱逐出去的蒋介石匪帮——的命运是很焦虑的。说到在唯一合法的人民民主政府执政下的真正的全民的中国，杜勒斯甚至于还赞扬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政治和经济封锁。
杜勒斯的好战成性是很久以来人所共知的。或许他的演说是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说随便作出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他领导着美国国务院，他讲的话有意无意地都是与艾森豪威尔为首的政府的官方观点联系着的。
因此，我们不能对杜勒斯所说的下面的一句话默不作声，他说：苏联领袖们呼吁用和平办法解决争端是由于受了美国的所谓坚定政策的压力所致。然而全世界都知道：苏联领袖们并不是考虑到这个或那个国家对苏政策的“软”或“硬”来决定他们的行动，而是从苏联人民的基本利益、从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利益出发的。
虽然杜勒斯喜欢装出的那种好战姿态可能对某些人发生作用，然而却很难达到目的，特别是在外交方面的目的。杜勒斯把美国提出和平建议的可能性与成立所谓“欧洲防务集团”与组织“一个统一的军事力量，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计划——即是说，与继续军备竞赛等事连结在一起，这就或许是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而泄露出美国政策的真实意义。
但是，假如艾森豪威尔的演说的真实意义就是杜勒斯在他讲演之后在同一场合、同样听众前发表的更长的演说里的意义，那么，从加强和平的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的演说是不能产生积极性的结果的。
从美国官方发言人的这些声明，很难判断美国目前真正的外交政策方针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打算执行缓和国际关系中的紧张状态并且在尊重别的国家的权利的基础上解决争端的政策呢，还是打算继续执行以前的扩张军备的政策呢？
苏联领袖们认为，真正是为了要达到和平的建议，可以作为改善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苏联领袖们准备把翻新的老办法当作这种建议来加以接受。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演说中提到了自从“在那个胜利的春天，西方盟国的士兵和俄国士兵们在中欧会了师”那一刻开始的战后时期的情况。
艾森豪威尔在谈到这些情况时着重指出，在战争结束后，世界上的国家分裂了，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艾森豪威尔在说这些话时，完全不符事实地把事情说成这个样子：仿佛美英集团国家把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当做它们的目标，而苏联以及和苏联友好的国家倒不想走这条道路。他的话甚至可以这样来理解：在战后时期苏联的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力量的加强已开始成为“新的侵略危险”。
对苏联竟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这至少可以说是不客观，是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仅极为明确地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爱好和平的目标，而且也证明了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维护和巩固普遍和平的主要支柱和基本因素。
总统发表这种声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美英集团的政策说成是多少带有和平性质的。可是，他自己所举出的关于美国过度膨胀的、逐年增加的军费的事实和数字却证明了事实恰好相反。
这些事实证明了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空前军事化，证明了军费的重担已使人民无法忍受，证明了美国的扩张军备运动已在国内造成恐惧和极端紧张的气氛。美国这种煽动战争歇斯底里的政策也迫使某些国家走上同样的道路。
艾森豪威尔谈到了美国政府为购买枪械和火箭炮弹、轰炸机和战斗机、驱逐舰和其他战舰所支出的庞大费用，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赞颂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然而，大家都知道，北大西洋公约所鼓吹的政策意味着越来越庞大的军事支出。从美国纳税人那里搜刮来的金钱，用来建筑和维持远离美国数千公里之外的军事基地，特别是建筑和维持在那些用来侵略苏联的地区上的军事基地，只要指出在这方面所浪费的巨大款项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总统计算了制造一艘驱逐舰、一架战斗机、一架轰炸机以及这一类东西的费用，并且计算出如果不生产这种战争物资可以节省多少蒲式耳小麦和多少吨棉花，或者可以建筑多少所学校和医院。在这方面引用的有意义的数字倒是不少。然而，总统谈出来的还是完全不够的。假使美国总统说明，美国人民为囤积原子弹和建筑远离美国边境以外的好几百个军事基地——所有这些都是与美国国防利益毫不相干的——所不得不拿出的金钱的数目，那末他所描绘的这幅图画也许就会比较接近现实得多，而且也更加有意义了。然而，公开而毫无隐讳地把这一点谈出来显然是被认为“不适宜的”，或者是“不利的”。但是，即使如此，这些事实的真实意义是明显的。总统的演说表达出一种想达到无法达到的独霸世界的目的的、已在许多国家内引起广大阶层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抗的外交政策方针。
至于我们的国家，种种事实已经证明，苏联不懈地从事战后恢复工作和发展它的国民经济，它从未走上扩张军备的道路。苏联不但绝对没有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再三提出具体的建议，提议大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果断的措施限制军备，立即裁减武装部队和军事费用，同时，在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成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管制机构监督这一切措施的实施，防止任何一个国家破坏这些决议的可
能。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演说里也谈到裁减军备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五项建议。苏联方面对于这五项建议当然是不反对的。但是所有这些建议未免太笼统，因而绝不能解决裁减军备这样迫切的问题。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说法，美国原来是一向主张裁减军备的，而苏联却是抱着相反的意见并且简直是阻挠裁减军备的实现的。
这明明是企图把美英集团国家在近年来所进行的扩张军备的责任向苏联身上推。但是这种做法是毫无理由的，而且这只足以表明，他想把过失硬推到旁人身上。
难道支持朝鲜战争和支持扩张军备作为大赚其钱的“生意”，作为保证商业活动和充分就业的最好的办法这些事是发生在苏联吗？所谓“对和平的恐惧”以及一听到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缓和的消息股票交易所的价格就下跌，难道这种事是发生在苏联吗？所有这些事并不是发生在苏联，而是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末这一切跟不需要扩张军备并且过去一直主张、现在还是主张持久和平并且对和平毫不恐惧的苏联，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艾森豪威尔在这样一点上是说得对的，他说，苏联和美国在战胜希特勒德国后就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艾森豪威尔四月十六日的演说对这个事实本身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是歪曲的。
如果一个人是实事求是的话，那末在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暧昧的地方都会明朗起来。真的，人们不可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的盟友——美英集团国家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开始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在许多问题上都已回到战前的老路上去了，它们在战前对苏联的态度决不能说是友好的，它们的政策向来是朝向相反的方向的。
我们无意和这位总统讨论他关于苏联政策某一个特定时期的结束那种十分怪诞的说法。但是我们对于他的结论是不能不感到惊异的，他的结论说，苏联政府必须放弃继续执行它的外交政策，而这个外交政策的正确性已为国际局势发展的整个过程所证明了的。
如果一个人把一个时期的开始或结束跟新人物出任国家元首联系起来看的话，那末，鉴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执政，我们就有更多的理由可以说这是美国政策某一时期的结束。但是不知怎的，这位新的美国总统自己却毫无保留地庇护他的前任者的全部政策，而艾森豪威尔在以前时期，特别是在竞选运动期间，曾对这个政策加以多方的抨击，而且这些抨击并不是没有充足的理由的。
这位总统在他的演说里声明，他“欢迎为了和平目的的任何真正的证明”。同时他发问：“苏联打算怎样办呢？”
人人知道：苏联一直是愿意在友好的方式下讨论并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的，只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不论是谁提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被接受并不违反苏联人民的重大利益，也不违反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
由于某种原因，这位美国总统在他的演说中认为可以对苏联先作一些要求，作为它提出关于和平建议的条件，可是这些要求对美国来说是没有相应的义务的。
这样的态度已经遭到许多方面的国际人士的正当的驳斥。这也不能不使那些能够现实地估计到迫切的国际问题的实质和决定着国际形势的真正力量对比与因素的人们感到惊讶。英国“泰晤士报”说得对：“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苏联，是美国或是英国，都不会因别人的劝导而考虑以强制条件为基础的和平建议的。”
应该追述一下，苏联领袖从来没有在向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论它们是不是依附于美英集团的）呼吁和平解决国际问题时还提出什么要求做先决条件。这是不是说苏联方面就没有任何要求呢？自然不是的。但是苏联领袖还是欢迎美国政府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的任何步骤，只要这是旨在友好地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步骤。
这证明了苏联方面是愿意通过直接谈判，并且在必要时在联合国范围内对特定问题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讨论的。
总统在他的演说里说，在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时“美国愿意尽它应尽的本分”。在艾森豪威尔四月十六日的演说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他的这种说法。但是这是需要加以支持的。
至于苏联，那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它不愿意在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时尽它适当的本分的。苏联在严重的国际问题上已有多次证明了这点。
这就是今天的国际形势。
苏联奉行的政策是不可能违反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利益的。它是符合于希望增进国际合作的所有国家的愿望的，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而且苏联的这种政策是体现了我国人民要求巩固世界和平的宿愿的。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