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篷车”载来希望——记坚持改革九年的宁夏话剧团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大篷车”载来希望
——记坚持改革九年的宁夏话剧团
本报记者李战吉
一辆奇特的“大篷车”纵横黄土高原，踏遍贺兰山麓。３０００个日日夜夜，宁夏话剧团驾着它走乡串镇，为农村和学校播种艺术和欢乐；１５万公里的路途，留下了跋涉者的汗水和脚印……
　　开拓市场向农村寻求话剧出路
戏剧“大萧条”给宁夏话剧团笼上了阴影。１９８０年，银川市的话剧上座率开始下降。１９８４年３月演出《但愿人长久》，赠票１０００多张，结果只来了两名观众；《归去来兮》剧组到兰州、西宁、天水演出，两个月演４６场，赔了６６００元。
话剧怎么了？出路在哪里？
市场调查拨亮了话剧团的思路。宁夏回族自治区４００多万人，３００多万在农村；银川市８０万人，农村人口也占一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使得城市“有戏没人看”；艺术表演团体聚居城市，又使得文化娱乐活动贫乏的农村“有人没戏看”。
“城市不亮农村亮，离开剧院找市场”。宁夏话剧团决定向农村转移。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８日，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日子。为了让农民了解话剧，让话剧走向市场，话剧团请银川市郊区的农民代表来观看《红白喜事》，让农民审查、提意见、“订货”，结果一下子就包出去２６场。这就是后来形成制度的“先尝后买”、“看戏订货”的演出洽谈会。
１９８７年，话剧团成立了儿童剧队，专门演出校园剧和根据课本改编的“课本剧”。也是用洽谈订货会的方式，他们打开了学校的大门。
近９年来，宁夏话剧团走遍了全自治区的２９８个乡镇，在农村演出１８００多场次，观众达１５０万人次。他们自己编排的每个戏都能演出百场以上，《这样的庄稼汉》一剧已经演了４６０多场。农村市场的开拓，为“陷入低谷”的话剧找到了一条重新崛起的生路。
　　转换机制向竞争寻求剧团活力
引进市场机制，展开竞争。１９８５年，宁夏话剧团实行了剧组承包责任制。剧组对团部承包演出场次、演出质量、演出收入和演出期间的一切费用；演职员同剧组也签订了相应的目标责任书。演出收入由团部和剧组按比例分成，剧组演出场次越多，留成比例越高；剧组超支，组内消化。演职员的差旅费、补贴和奖励工资，由剧组根据每人的演出场次和质量核定发放。剧团规定，不参加一线演出的，一律不发奖励工资；还将评职称、提干、分房等与演出场次、工资优劣联系起来，量化考核。
演出经营好坏与演职员的经济利益挂钩，工作贡献大小与个人福利待遇挂钩，打破了“大锅饭”，激发了演职员的艺术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剧团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剧团将这些收入全部投入演出，使演出费用有了着落，做到了收支平衡，增强了剧团自我发展的能力。１９８５年以来，全团自收自支的演出经费累计６５万元；１９９２年，经费自给率比１９８４年提高了３倍。
　　适应观众向创新寻求艺术生命
文化市场也讲究“适销对路”，话剧走向农村，就必须根据农民的胃口创新，表演农民喜闻乐见的内容。
下乡伊始，宁夏话剧团在一辆“解放”卡车上搭帆布篷，自称“大篷车”。车上拉着服装、道具箱，人坐在箱子上，说走就走。车开到哪儿，戏演到哪儿，山坡、土台、场院、操场都是“舞台”。
１９９１年，话剧团又自行设计、改装了一台现代化的“大篷车”。行进时，汽车仍然载人，拉布景、道具；演出时，车槽板打开，铺展出一个高１．３米、面积达５０平方米的流动舞台。队伍小、行动灵，搭台、卸台都只需要个把小时。
“大篷车”产生了剧院无法收到的舞台效果。演员在观众中间演戏，观众在舞台三面看戏。“大篷车”俨然是一个当今国际流行的伸出式舞台。它缩短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增进了观众的参与感，强化了台上、台下的交流。
宁夏话剧团在演出内容上也下了功夫。为了适合农民的口味，起初，他们用宁夏方言演出别人的剧本。后来，他们与本地的农民合作，针对农民所关心的热门话题，编写反映宁夏农村改革的剧本。在创作中，从编故事、写本子到排练，他们都要反复征求农民的意见。《这样的庄稼汉》从首场演出起，３年中大改了７次；《女村长》已经磨了４年，新近创作的《村支书》，演了７场之后，又在大改。
话剧艺术在农民中寻到了知音和生命。剧团第一次到贫困的固原山区演出，一小时的戏被６４次掌声打断。不论高原平川，也不论下雪下雨，只要话剧团一来，就有成千观众团团围定“大篷车”，不看完戏不回家。
宁夏话剧团把高质量的话剧艺术献给了农村。他们创作的剧本在西北地区和全国获奖３次。近几年来，演职员共获大区以上奖励５２人次。在１９９１年７月的西北话剧节上，他们的“大篷车”也荣获了设计制作一等奖。
改革的道路是艰难的，宁夏话剧团也面临着艺术生产经费不足、内外体制不顺、队伍青黄不接等困难，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在这条不平凡的大道上驰骋了近９年。这辆载着“自治区双文明单位”和“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的“大篷车”，一定会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