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襄城农村工作忙乱妨碍春耕生产 主要原因是上级工作安排不合理和抽调干部太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河南襄城农村工作忙乱妨碍春耕生产
主要原因是上级工作安排不合理和抽调干部太多
河南省襄城县三月份的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自流状态。从县到乡，领导干部都忙于开会布置工作，忙于解决其他问题，大家都没有深入重点领导生产。全县的春耕生产工作不如往年。在播种方面，领导干部没有为群众解决具体困难，更谈不到推广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在肥料供应方面，县合作社存着七十多万斤麻饼卖不出去，主要原因是比市价贵。农具的供应也赶不上群众的要求，许多基层社的农具也比市价贵。县里虽然也在各界人民代表会、宣传员代表会上进行了春耕动员，但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生产政策贯彻的到底怎样，在贯彻中南行政委员会十大措施以后农村各阶层起了那些变化，那些思想问题解决了，如何解决的，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或者又发生那些新的问题，都摸不透。全县生产计划订得很仓促，有很多数字算错了。
为什么在三月份春耕生产的紧急关头上，从县到乡都不能具体地领导生产呢？干部工作不努力吗？不是的。干部整天是忙忙碌碌，整天是一个工作接着又一个任务，到处不停地跑。县委感到“工作任务摆不开”，区委反映“守不住摊子”，到乡里去工作是到处“堵窟窿”。乡村干部普遍叫苦：“吃冷饭，尿大泡，两步并做一步跑；区里受批评，乡里得检讨。”“整天马头追着马尾，三顿饭都是吃冷的。”有的干部为完成任务整夜不睡，有的干部累得吐血。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自上而下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三月份全县与春耕生产平列着的工作有：大批治淮民工的动员、救灾、贯彻婚姻法，加强农村治安。和春耕生产矛盾最大、区乡干部最头痛的是动员治淮民工问题。上级原分配襄城县一万九千三百个民工（后又减去二千名），二月十九日布置到乡，要求二十五日左右出发。由于任务大、时间急，一切应用治淮工具工棚都是民工自带，经济困难没法解决。如十二人为一组，得用九个抬筐、七根杠子、两个洋镐、两张钢锨、两张铁耙，加上工棚，平均每个民工得八万元。在无灾乡和富裕户还可以，在重灾乡和贫苦农民就根本没法解决。结果，任务在月底基本上完成了，可是发生问题也很多。如八区山头店乡按劳力、九区柿园张乡按地亩进行统一摊派，制买工棚工具。七区丁营（半灾乡）动员的一百二十六个民工中，就有二十六户一百零一口人有生活困难，占百分之二十以上乡村干部被任务压着头，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干部为难得哭。有些乡干部因民工不去，给民工下跪。四区頴桥乡干部李大义累得吐血。不管怎样，任务总是“完成”了。但是，不知甚么原因，民工出发的日期一直在变，一直拖到三月二十八日才全部出发。在民工未出发前，区乡干部整天忙于解决民工生活、生产等具体问题，从各方面巩固民工情绪，往往因解决某一个问题而忙得不能睡觉和吃饭。区乡干部安置好了送工棚工具的车辆，又忙着欢送民工，整天陷于拔不出腿来的艰难局面。
上边大批地抽调干部，对春耕生产也有很大的影响。三月中旬，襄城全县九个区共二百二十个干部，区委级四十五人，一般干部一百七十五人。除抽调治淮干部四十一人以外，被抽调学习的有三十四人。除各区财粮、事务员不能下乡外，能工作的仅剩一百一十二人，只占原有干部的一半。四十五个区委级干部，地委一次就调了十八个去学习；现在只剩二十个区委级干部，大大地减弱了领导力量。有的区仅剩下一个区委书记和区长。各区纷纷向县委叫苦说：“守不住摊子啦！”“这样不包办也得包办！”区级干部感到任务压得很重，整天拖在各种会议上，不能下乡，不能深入重点具体地领导春耕生产。如第三区，从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十三天中就开了七个会议，其中一个会就开了两天。区委书记整天嚷着“要下去”，结果还是一直“下不去”。
因此，县委安排工作的时候，虽然也是坚决贯彻上级指示，“把春耕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结果被其他任务拖了将近一月，把春耕生产挤得连重点都设立不了。春耕生产一直处于缺乏领导的自流状态。（吕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