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参谋工作的卓越领导者——沉痛悼念李达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我军参谋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沉痛悼念李达同志
杨得志迟浩田张万年
将星陨落，山河同悲。李达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们悲痛的心情久久不能抑制，往昔他那熟悉的身影，那果敢坚毅、可敬可亲的面容，仿佛又清晰地浮现在我们面前。邓小平同志曾说：“李达同志是个很好的参谋长”。这句话言实相影，恰如其分。李达同志在各级参谋长的岗位上，度过了最宝贵的年华：他参加革命的第二年，被选调湘赣苏区，先后担任了苏区独立第一师和第十七师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后调任第二军团参谋长；１９３６年，担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１９３７年，担任援西军参谋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３年担任西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８０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在几十年的参谋长生涯里，曾先后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及元帅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休戚与共。以他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的崇高信念；对革命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忘我精神和杰出的司令部工作组织领导才能；辅佐主帅运筹帷幄，挥师金戈铁马，转战大江南北，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如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威名和业绩已经载入我军的史册，同样，好参谋长李达的名字，也牢牢地镌刻在人们心中。
　　　　（一）
李达同志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经历了人生道路的选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考验，经受了各种思潮的侵袭，每逢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他都保持清醒的头脑，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和路线。
１９３１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宁都暴动”。起义胜利后，红军当时对起义军的政策是，走留自愿。有人规劝他说：“李达，你身体壮，又有文化，何必当兵打仗玩命呢，不如找个事去做”。李达不听这些，说：“我是穷苦人出身，在家里活不下去了才出来当兵。我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办事的，这条路我选定了，哪里也不去”。就这样，李达留在了红五军团。在革命队伍里，他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爬雪山、过草地的万里长征中，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拯救民族危亡的决心；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从此确定了他的人生观。凭着对革命的忠诚，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屡建战功。成为高级指挥员后，他勤于动脑，分析判断，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总是头脑清醒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抗日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后，日军疯狂推行“囚笼政策”，妄图用铁路和公路把八路军围困起来。当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同志审时度势，预见到我军必须实行从山地游击战到部分破袭战、攻坚战的转变。这个想法，完全符合刘师长和邓政委提出的“面向交通线”把游击战重点转向“交通战”的作战方针。为了尽快完成这一转变，李达同志亲自组织工兵、爆破专家研究实施方案，指导部队进行破袭训练。并参与拟制了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主的著名的百团大战作战预案，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１９４７年，李达同志深刻理解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协助刘、邓首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敌人腹地建立了根据地；在战略反攻的前夕，李达同志事先考虑到，二野部队北方籍战士较多，他组织部队针对长江天险展开训练，从而保证了渡江战役的胜利。
李达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胆略和气魄，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明辨是非的远见卓识。难以忘记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当时“四人帮”虽然垮台，但残渣余孽未尽，帮派势力在一些单位仍盘根错节。尤其是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束缚影响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徘徊不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军队涣散的问题相当突出。国家如何尽快医治文革的创伤？军队如何走出低谷？军事工作在哪些环节上突破？当时，李达同志作为分管训练的副总长，坚决奉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旗帜鲜明地站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一边，坚决纠正被“四人帮”颠倒的大是大非，排除左的思想体系干扰。他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为依据，和大家一同建议并倡导把大抓教育训练作为医治创伤、恢复军事工作正常秩序的重要方面。针对当时部队不敢大张旗鼓抓训练的现状，他大力宣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坚决清除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训练无用”论。为了使部队打消思想顾虑，敢于理直气壮地抓训练，李达同志按照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在全军开展了“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等“十个应该不应该”的大讨论。当时，不少同志担心把训练说重了，又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李达同志则坚定地说，不搞训练，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
临大事而不惑，罹大难而不畏。即使历经磨难，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也忠心耿耿，义无反顾。李达同志曾蒙受过三次大的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５８年反所谓的“教条主义”，由于刘伯承、叶剑英两位元帅被无端地指责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李达等十几名坚持正确训练方针的同志便被诬陷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李达同志被罢免了军队的职务，安排在国家体委工作；第二次是文革初期，诬陷他为“三反分子”，是贺龙安插在体委的“黑干将”，并把他投进监狱，非法关押达四年之久，直到１９７２年才在周总理和刘、叶元帅的敦促下解放出来；第三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被“四人帮”诬陷为“右倾翻案分子”。尽管屡受打击，并没有丝毫消弱他的革命斗志，他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因此，每次蒙受不白之冤，他都坦荡大度，无私无畏，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风亮节。
　　（二）
李达同志是迄今我军历史上担任参谋长时间最长的。他甘当助手，辅佐主帅，大智大勇，深谋远虑。或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协助刘、邓首长指挥作战，或在风云变幻的和平时期按照军委的意图治理部队，都竭尽全力，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陈毅元帅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好诸葛”。
从１９３７年开始，李达同志便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长达１６个年头。刘、邓首长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和伟大的军事家，在他们手下当参谋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李达却干得非常出色，赢得了他们的赞誉。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神头岭战役、白晋战役、百团大战、安阳战役等，解放战争期间著名的邯郸战役、上党战役、定陶战役、鲁西南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等，李达无役不与。他辅佐刘、邓首长是多方面的，包括参与历次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研究与制定；协助刘、邓首长部署和指挥作战；贯彻落实刘、邓首长提出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意图等等。特别是在大别山区坚持外线斗争和其后的淮海战役期间，环境艰苦，战斗残酷，这个时期二野又没有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李达同志的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见的。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精力和才智，协助刘、邓首长指挥作战，为战役战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建国后，他担任了我军高级领导职务，仍一如既往，坚决贯彻军委领导的意图，周密的思考，创造性的工作，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７０年代初是我军军事训练领域遭受冲击、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在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影响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止，正常的训练秩序被打乱，部队大都忙于搞“运动”，极少数全训部队也是有名无实，军事训练成了招灾惹祸的“禁区”，部队的军事素质急剧下降。当时毛泽东主席感慨地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面对此情此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焦急万分，我们总参大多数人也都感到：部队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１９７２年，李达同志出任副总参谋长，主管全军的训练工作。他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当即向叶帅表示：“不管有多大阻力，也要使我军军事训练尽快得到全面恢复，坚决消除林彪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叶剑英同志的支持和倡导下，李达同志在全军展开了“三打”、“三防”、“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的训练活动。李达同志像战争年代指挥打仗一样，周密计划、部署，并和训练部门的同志一起订措施，编教材，统一全军的思想，协调各军兵种的行动，推广典型经验，很快使“三打三防”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后不久，在华北地区，组织了有航空兵、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等诸军兵种参加的较大规模的打集群坦克实兵演习，使前来观摩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总部、各军区首长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三打三防”训练开展的同时，李达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大抓了军事训练在全军的落实。从严格训练时间、制度入手，主持起草了一系列训练条令、条例。针对当时部队普遍存在的抓训练心有余悸的问题，他在总参召开的一次会上一针见血地说：“军队不能只讲路线，不讲军事”。还针对林彪“打不准第一枪不要紧，还可以打第二枪、第三枪”的谬论，旗帜鲜明地驳斥：“第一枪打不倒敌人，敌人就会把你打倒，哪里还有第二枪、第三枪呢？这是屁话！”１９７３年李达同志作为全军战备训练领导小组的召集人，为了解决战士想学没人教，干部想教不会教的问题，就军政时间比例、教导队建设、院校建设、训练制度等问题，向军委提出建议，并力主恢复和增建几十所院校，统筹调整几万名有作战训练经验的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教。
１９７６、１９７７两年间，他先后参加了打坦克实兵战术演习、运动战实兵战术演习、核条件下进攻演习、抗登陆演习。每次参加演习，他总要同部队一起构思想定、设计方案、勘察地形。１９７９年初，李达同志强调，要搞临战训练，练活的战术，并多次到部队研究怎么训，还同部队一起演习“攻山头”，指战员无不为之感动。他还指示要及时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提出训练要以合同战术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军委战略方针在部队的落实，对我军适应未来战争需要，把军事训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
李达同志长期担任我军高级机关的参谋长工作，他深知司令部机关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首脑，如果这个机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若想建设好军队，争取战斗任务圆满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为此，李达同志在我军司令部机关和参谋队伍的建设上倾注了毕生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初期，我军由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的编制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模式，下设参谋、侦察、通信、副官四个科。但当时部队兵员复杂，组织纪律较松懈，部队形成战斗力较困难。李达同志针对这种状况，及时征得主官领导的同意，在四个科的基础上增设了队列科，后来又分为队务、训练两个科。机关职能部门的加强，使部队的训练水平及组织纪律性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战斗力跟着得到了提高。１９４５年，针对部队装备武器和种类不断增多的新情况，李达同志进行深入研究，向叶剑英同志提出一二九师司令部编制最好按性质分类，并建议军委及总部增设军政部门，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创举。以后几经变革，军政处便成为如今的军务部（处），军械处成为如今的装备部（处）了。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同志依据形势发展变化，向军委提议在司令部增设训练部门、特种兵机构和创办高级军事学校等，这些建议，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建国以后，他十分重视总部统帅机关的建设，针对各军兵种部门工作相互有交叉、分工不明确的问题，积极建议在组织上进行调整，同时，还亲自组织编写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令、条例及规章制度等，这不仅为参谋机关确立了正规的行动准则，而且还为我军司令部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人才培养上，李达同志注重不同时期采取不同形式，提高机关参谋人员的政治、军事及科学文化素质。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举办过多次参谋训练队和教导队，都是李达同志亲自主持。集训中，针对当时我军后勤供给短缺，军事素质不够理想的状况，他教育参谋人员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吃得苦。一天行军下来，别人休息了，你要尽快掌握情况，了解首长对第二天行动的意图等。二是要做到“四勤”（腿勤、笔勤、眼勤、脑勤）。也就是勤跑腿掌握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动脑筋想办法，给首长及时提供准确情况和新的作战预案。以后还针对参谋人员不敢大胆提建议等问题，要求大家做到刘帅强调的“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守口如瓶”。李达同志既重视对参谋人员的培养，更注重对他们的使用，舍得把优秀的参谋人员派到部队任职，这些人经过战争锻炼和自己的主观努力，后来大都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平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要求，参谋工作的地位、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对领率机关的参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达同志任副总长期间，坚持一手抓部队的训练工作，一手抓机关的业务建设。在他的倡议安排下，许多军事院校开设了参谋班，部队也加强了司令部的自身训练。７０年代，李达同志亲自组织、计划，在全军掀起了大办教导队热潮。他一边组织业务部门制定各级部队办教导队的方案与要求，一边组织总部机关办了一个“全军教导队长集训”。队长由当时的何正文副总长担任，总教练由原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孙毅同志担任。参训人员是各大军区的参谋长、军训部长和各军的参谋长及总部机关同志。集训内容是学习贯彻共同条令和训练法规。这次集训在全军引起了极大反响。总部机关一抓，下边各教导队如雨后春笋纷纷办了起来。在全军范围内，一大批参训的领导干部、基层干部和各级机关干部，特别是司令部机关参谋的军事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
　　（四）
李达同志作风严谨，长期坚持为人师表，率先垂范的准则，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身体力行，做出榜样。刘伯承同志称他为“活地图”的事，就让人赞叹不己。那是李达任刘、邓大军参谋长时，一次，他到二分区检查工作，途中巧遇日伪军“扫荡”，他深夜随部队迅速转移至一个十字路口处，带队的参谋人员，判断不准应走哪条路。李达策马在十字路口来回走了一趟，便语气坚定地说：“走这边”，至此部队顺利地甩掉了数路“围剿”之敌。事后，当参谋人员向他请教判断地形的奥妙时，他笑着解释说，这几天晚上研究敌情和地形时，我已把二分区的作战地图背了一遍。他随即取过一幅地图，指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标记说，你们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对此参谋人员无不为之惊讶与折服。从此，他“活地图”的美名就在部队广为流传了。他在晋冀鲁豫边区时，不用看地图，就能顺口说出整个边区的山川、河流、城镇、村庄、铁路、公路直至羊肠小道的位置；友军、日军、伪军和土豪武装的分布；主要据点和封锁沟、墙的位置等。他８１岁高龄时，还能对全国２０００多个县名背诵如流。李达同志作风扎实，讲求实际。他在总部下部队检查工作时，总是强调随行人员要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材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一次参加新疆军区组织的实兵演习后，又不顾年事已高和连日劳累，日夜兼程前往驻守在海拔２７００多米的边防部队检查工作。中途突然犯了心脏病，经抢救脱离危险后，他还坚持往上去，同行的同志说，你放心下山吧，我们上去了解情况，他执意不肯，硬是坚持走遍了边防部队的所有哨所。
李达同志生活简朴，从不搞特殊化。到部队检查工作时经常同连队战士一道就餐，在机关吃饭也都是严格执行“四菜一汤”制。在部队是这样，到地方依然如此。１９７５年，李达同志参观某重工业基地。基地领导同志高兴地为老将军设欢迎宴。李达一进餐厅便说：“我是来学习你们艰苦创业精神的，还是按规定的标准吃饭为好”。基地的领导解释说：“过去的土窝棚，已经换成了砖瓦房，砖瓦是自己烧的，鸡鱼肉酒和蔬菜也是自己生产的，请首长放心，艰苦创业的精神不会丢”。李达同志说：“自己生产的东西也不能大吃大喝，我怎么能带头破坏了这个规矩呢”，李达同志诚心诚意地谢绝了宴请，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
李达同志１９５２年调到北京后，一直住在西城区胡同里一座极普通的四合小院。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有关部门几次考虑要分配给他大一些面积的院子，但均被他谢绝了。他经常告诫自己，不能以权谋私，搞特殊化。建国初期，李达同志在老家农村的大儿子闻讯找到了当“大官”的父亲，想找一份工作干，他深知儿子经历的苦难生活，依他的权力，给安排个工作是十分容易的事，可他却教育儿子安心去当农民。在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是靠李达同志的“关照”成长的。
李达同志一生奋斗，为革命出生入死，耿耿丹心，他的离去，使我党我军失去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使我们失去一位好领导、好战友、好同志。我们深切地怀念他、悼念他。
安息吧，李达同志！你的情操和智慧，将成为我军的宝贵财富，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中焕发出新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