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老学生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清华老学生
邓云乡
我表哥贾林放同志去世了，消息自北京传来，我感到十分哀伤，他活了８１岁，位置作到煤炭工业部副部长，以寿命和地位说来，总也是无憾了。我对他的思念却更深、更远，想到的还是３０年代前期，清华园中的一名大学生的形象。
正是５８年前的农历三月末，我还是一个孩子，随父母从遥远的山乡来到当时号称“文化古城”的北平，住在打磨厂一家老式客栈兴顺店，一间没有家具，只有一条土炕的小屋。写信到清华，他第二天便来看望，穿一件咖啡色夹袍子，咖啡灯芯绒西裤，在肩头钮扣边挂着一个校徽，还别着一支自来水笔……
后来我家定居北平，住在西皇城根陈家大院，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到家里来。清华校车一早进城，在西单下车，坐洋车十大枚就到皇城根了，九、十点钟到来，大家热闹地聊上一会儿，吃中饭，饭后他常常先走了，大多是去东城、逛市场、看朋友、买东西然后在米市大街青年会门口坐校车回清华园。
夏天有时下午他带我到公园长美轩坐茶座。平时和父亲来大都在上林春茶座上，只喝茶，可我十分羡慕喝红红的樱桃水的，我便让他给我买一瓶，扑地一声打开盖，倒在玻璃杯中，我拿起来大口地喝，冰凉地、甜甜地，可又有一种苦涩的怪味。等我大了，才知道这是色素和糖精兑的，并不真是樱桃，所以发苦。
当时颐和园门票一元一张，等于１００枚鸡蛋，１１５个芝麻酱大烧饼的价钱，十分可观。春假期间，优惠清华学生，两角一张，他买了几张票，请我们全家逛颐和园，这是我这个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入这个皇家苑囿，其印象之深，自是终生难忘。记得归途，我们等大汽车，他先坐洋车回清华园。等我们大汽车开过牌楼时，我爬在车窗上向外看，他悠然地坐在洋车上面，天色已近黄昏，衬着西山暮色，转瞬已消失在视线之外了……
抗战爆发之后，一别就是１２年，再度重逢，已是北京解放后的１９４９年的８月。他回到北京再到家中来，当时全家正经历了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的困苦生活，面临的是失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而我在北大已毕业了两年，东一头西一头，没有固定工作，已换了三四个地方了。他介绍我到当时燃料工业部前身燃料工业处作了个小职员，先是试用三个月，不算起薪，只领２００斤小米生活费，几年后调到江南来教书，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去年夏天，他还关心我的离退休问题，来信问我，特地给我写了证明，说是他介绍的，待遇是照供给制标准，和薪金根本不同等等。但单位中据文说：拿了小米便不能办离休。好像是忘了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吃饭，也不问小米多少。单位让我再写信，但他已在病榻缠绵之际，我虽知他对我那样关心，又怎能告诉他呢？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何况有血缘关系的至亲骨肉呢？
他几十年献身煤炭事业，作到煤炭部副部长，官也不算小了，但这官也不是好作的。“文革”中一次去京看他，室中只一桌一椅，伏案写检查，每说一句话，都胆颤心惊。后来去了贵州……直到“文革”后，才安定下来。近十来年中，我因拍《红楼梦》电视及其它会议，去京次数较多，每到北京，都和他盘桓几次，谈的大都是家中旧事，尽兄弟之乐。我出版的一些书，每册都先寄给他一本，去年香港、台湾两地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我的《草木虫鱼世界》，印得十分精美，寄给他一册，他高兴得不得了。６月１９日我在京去看他，他还一再叮咛再有书出版，务必及时送他。我说中华书局明年要出版我的《文化古城旧事》，专写３０年代北平学校教育文化的，自然包括清华大学在内，一出版就寄来。他听了极为兴奋，说了不少清华老学生的事，如姚依林、荣高棠几位老校友……可惜书尚未出版，他已去了。书出版时，我该寄给谁呢？人生遗憾的事太多了。
去年６月回京，一日中午在他家吃水饺，他倒了茅台酒，端起酒杯硬叫我喝一口，我勉强在他杯中吃了一点，辣得我直敛嘴，他不由地笑了，然后一边说笑，一边自己喝起来……迄今正好一年，谁想这就是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笑容呢？真是“但有音容留梦里，再无杯酒笑灯前”了。人天永隔，权当以这两句诗哀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