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我看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　田雪原
人口生产受多种因素制约，但归根结底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制约。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对人口生产，特别是人口的数量变动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人口控制机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
我认为，将人口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计划之中，是无可非议的。但若将其解释为实行计划生育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则未免有失偏颇。计划经济要求人口生产有计划地进行，使总体人口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应，生产年龄人口同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同技术进步相适应。当时我们讲的人口生产有计划进行的首要立足点，在于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在于降低生育率。这不能只用计划经济来说明，而必须联系到我国人口、粮食、资源、工业化、环境等的实际状况。一般说来，我国耕地及其他重要资源颇为匮乏；４０多年来国民经济有很大发展，相当多的产品产量在世界上已名列前茅，但按人均占有量一算，又远远落后；我国高科技人才、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绝对数量与世界各国比较也不算少，但每１０万人中的比例不仅同发达国家不能相比，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又基于人口压迫生产力这一长期存在的矛盾，我们才选择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其根源并不在计划经济还是非计划经济。
如果说由计划经济推论到计划生育还多少“沾点边儿”的话，那么由市场经济推论到可以不要实行计划生育，就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了。其一，我国实行旨在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根源在于基本国情，不在于是何种经济体制；其二，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并且要由实践作出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市场经济并不等于不要计划。它所摒弃的仅是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依靠行政力量的单一指令性计划，仍然需要实行信息来源于市场、运转依赖市场、效益通过市场的计划，即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由总体人口、生产年龄人口、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决定的国民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仍要作出安排，与过去不同的是体制的改变，以及这一改变对生育率和人口控制机制转变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对生育率和人口控制机制转变的影响可解释为，由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加快了科技进步的步伐，提高了对劳动者科技和文化水平的要求，因而使孩子成本，尤其是用在教育上面的孩子质量成本显著上升；孩子为父母提供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等却不断下降，诱使人们由投入孩子的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人们由追求多生多育转变到少生优育。
就中国当前情况而论，可大致分成三类地区：一类为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水平比较高，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城市和少数乡村，基本上实现了由投入孩子的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的转移，过渡到少生优育型；二类为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经济、科技、文化水平较低的边远乡村及其乡镇，多生孩子边际效益显著，停留在多生多育型；三类为介于一、二类之间广大农村乡镇，处于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由多生多育向少生优育过渡的类型。
全国总的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一类和二类占比例较低，三类占比例最大，也就是说过渡类型居主体地位。
怎样加快过渡，向少生优育类型转变？首先要加速经济发展，推进技术进步，为过渡和转变提供坚实基础；同时稳定现行政策，运用以往成功经验，保持生育率稳中有降；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同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加大生育政策中利益调节分量，即通过奖励和某些优惠政策，有效增大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的效益，而超生子女成本将会增大。
当然这两个“增大”都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而逐渐改变“多子多福”的现状。逐步过渡到谁少生谁付出的成本少，而从孩子得到的效益却比较高；谁多生谁付出的成本多，从孩子得到的效益并不高，让人们从关心自己利益得失上权衡生育子女的数量，自动走上少生优育道路。
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管理机制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实现由以行政管理为主向利益调节为主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