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待人权——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朱穆之答记者问 [复制链接]

第3版(综合)
专栏：

　　以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待人权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朱穆之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８日电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朱穆之１２月２７日就人权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答问全文如下：
问：请介绍一下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情况和它的工作。
答：中国人权研究会是今年初由我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中研究和关心人权问题的学者专家共同倡议而成立的民间组织。
人权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研究外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发展与外国人权组织的联系，并参加有关人权的国际活动。
中国长时期内根据自己的国情，形成了自己的人权理论和实践。现在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突飞猛进，有迅速巨大的变化，人权理论和实践也必然随之有新的发展，这些都有待我们去认真加以研究。
从国际上说，各国的国情不同，关于人权的理论和实践也各有不同。在人权问题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各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以利于增进了解，并从中吸取对我国有益的东西。
研究会今年３月曾派代表团去曼谷参加世界人权大会亚洲区域筹备会，今年６月，又派代表团去维也纳参加了世界人权大会。通过这两次会议，我们看到中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受到世界的重视，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看到，西方一些人对中国也有许多误解，甚至偏见。因此，研究会今后将加强和各国人权组织的联系，继续参加有关人权的国际会议，以促进相互的了解和合作。
问：请扼要地谈谈您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答：《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阐述的观点，我完全赞同，这里就不重述了。现在国际上对人权问题的争论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我愿就其中几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对于人权，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实施，还是只能有一种认识和实施？中国和许多国家是赞成前一种主张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等不同，对于人权的认识和实施当然也不会相同。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能一样吗？信仰伊斯兰教、佛教的国家和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能一样吗？江泽民主席最近和克林顿总统会晤时说：“地球上有上千个民族、约２００个国家，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世界的丰富多采是一件好事，并不是一件坏事。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应当相互交流，共同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交流只能在人民自愿自主的基础上进行。”这些看法不是完全适用于人权问题吗？
其次，人权是否高于主权。现在世界上分为许多国家，国家还没有消亡，更没有一个一统天下的世界政府。因此在人权问题上必须尊重各国主权，如何维护和促进人权，基本上只能由各国自己来处理，否则将天下大乱。所谓“基本上”，是因为人权也有其国际性的一面。对于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诸如殖民主义、种族灭绝、武装侵略、国际恐怖活动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世界各国一致反对，对于这类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加以干预和制止。除此之外，即使是经联合国通过的有关人权问题的一些公约，也不能强迫各国都必须参加。比如联合国１９６５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１９６６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公约》，１９７３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１９８０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公约，美国国会至今未批准加入。
世界的现实是，国家还有强弱，还有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因此对于弱小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人权还要靠主权来保障。没有了主权，根本谈不上人权。旧中国就是最有力的证据，那时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有什么人权？邓小平同志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３３１、３４５页）。这是至理名言。
第三，有一种主张，认为政治权利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人权。我们主张，人权包括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发展权、社会文化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切不可分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至西方一些人士也持相似的主张。前一种主张是说不通的。例如，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把生存权列为首要人权，就是忽视或否认政治权利。这种说法是经不得深究的。且不说没有生存权就谈不上其他一切人权，以生存权本身来说，为什么发生生存权问题呢？就在于许多人没有了生存的权利。是什么侵犯和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呢？以过去的中国来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争生存权，首先就要推翻这三座大山，要取得独立、民主，然后才能发展生产，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这不道道地地是政治权利问题吗？怎么能说争生存权就忽视或否认政治权利呢？怎么能把生存权和政治权利截然分开呢？
又如，西方流传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发展，政治上不民主。这也是说中国不讲政治权利。但是这种说法却使那些把政治权利说成是最重要的人权甚至是唯一的人权的人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美国《新闻周刊》就说：“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２日的一期）。那么，中国既然政治不民主，怎么经济又那么发展呢？法国佩雷菲特在他的文章中反映了持这种主张的人的尴尬：“我们难以承认一个国家在缺乏民主的状况下仍能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发展，我们西方人也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是自由的，而在政治上却不是这样”（《费加罗》杂志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６日一期）。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问题是西方的一些人不仅把政治权利看作是唯一的人权，而且把西方的政治民主看作是唯一的模式，否认除此之外还有别种政治民主。在中国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一贯认为，不仅是争取生存权需要政治民主，而且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必须同时发展政治民主。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在抓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始终抓政治体制改革。正因为这样，才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积极性，使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政治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享有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的权利。因此，政府是否遵照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行事，是检验人民是否真正享有政治民主的根本标准。不论口头上说得多么民主，或者表面上做得多么民主，实际却是按照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遵照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行事，那不是什么真正的民主。当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是什么呢？就是继续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尽快达到生活小康，国家富强。中国正在贯彻执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完全遵从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论什么政治模式，只有能保障切实遵照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行事，才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做到了这一点。
问：一年来，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的斗争有哪些特点？
答：国际上有关人权问题的斗争在今年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得到了集中反映。简要地说，它显示了以下主要特点：
１．世界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对人权的认识和主张也不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着显然的差别。世界人权大会召开前，一些地区曾召开了筹备会，各自发表了宣言。亚洲地区的筹备会发表了《曼谷宣言》，它代表了亚洲大多数国家的意见，这些意见与西方国家就有很大分歧。
２．有些发达国家总标榜他们的人权观点和模式是唯一正确的，而且总想用各种办法把它们的一套套到别国头上，特别想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头上。这些强加于人的做法当然要遭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和反对。这场施压与反压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３．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是西方国家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在一些会议上，有的国家总试图根据一些歪曲和捏造的材料来谴责中国。他们不顾事实，攻击中国侵略西藏，剥夺西藏人民的人权，并且企图通过干预中国内政、鼓励分裂中国的决议。但是中国得到主持正义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使这些图谋完全破产。
问：新的一年将到，请谈谈您对人权问题的展望。
答：当前世界并不太平，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仍未得到解决，但是人权问题仍将成为国际上斗争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一些国家总想利用人权问题作为对别国施压的手段，以实现它们所追求的目的。这显然不利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解决。
各国对人权的认识和实施各有不同，这是正常的。为了达到相互了解和互相促进的目的，我们赞成对话。现在许多人同意这样做，这是可喜的。但是要实行对话，我认为对话各方都应该有正确的态度，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准则。
首先，一定要尊重事实。事实不真实准确，仅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歪曲捏造，那就缺乏对话的基础。比如关于西藏问题，现在正被炒得很热。从古至今的事实，充分证明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１９５１年，西藏像中国其他省份一样得到了解放，却被说成“侵略了西藏”；明明西藏过去在农奴制度下广大人民毫无人身自由，根本谈不上人权，解放后西藏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发展、生活上的改善，成为国家的主人，有人却硬说西藏人民丧失了人权。如果这样不顾事实，那么对话就只能成为向对方泼脏水而已。
第二，要平等公正。平等才谈得上“对”话，恃强凌弱，强加于人，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唯我正确，一切都得照我的意见办，这怎么谈得上对话呢？公正就是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强词夺理，是也是非，非也是是，明明做错了，就承认错，不能明明错了，却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硬咬着说，即使错了，做得也是对的。这样的对话有什么意思呢？
第三，应有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人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１７、１８世纪才明确提出来的。各国的人权状况各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就是最先提出人权这一概念的美、法等国，它们的人权状况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样。比如美国在１７７６年发表的《独立宣言》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有上帝赋予的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并没有废除对黑人的奴隶制，直到１８６５年才在法律上规定取消奴隶制，黑人在二次大战后才有选举权。即使到现在，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必须以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不能纯凭理想，更不能以自己的模式来照套。只有抱这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话才能有成果。
当然，关于对话还可以提出其他一些应该注意之点，但以上几点，我认为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
对于人权问题，我是乐观的，全世界的人权状况，终究会越来越改善，借人权问题来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终究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