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
自从我们党中央在去年十月发出“关于学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几个文件的通知”，又在十一月发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指示”以后，全国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涨。
东北、华北、西北解放较早的地区，对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也注意较早。去年“三反”前后，东北、华北的干部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来，全国理论教育工作一般都进行得不正规、不经常。各地中级组的学习内容也各不相同。最关重要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仅有少数高级干部和少数单位比较注意，绝大多数的高级干部并不经常学习或不关心学习。这样，当时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是没有重心的。
去年十一月以后，由于党中央的直接指示，由于“三反”“五反”以后干部学习政治的要求空前高涨，由于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使干部感到不学习就不能完成新的任务，各地普遍掀起了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热潮。这一学习参加人数估计在一百二十万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党高级干部（中央的司、局长一级以上，地方的省市委委员和厅、局长一级以上，军队的师长一级以上）普遍参加了这一学习。中央各部的部长，各省、市委书记或副书记普遍都亲自担任了高级学习组的组长。自从这次学习以来，干部理论学习的空气有了根本的转变，各种学习制度已经开始形成，这是前所未见的。
到今年三月底，各地都已把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学完。据全国省（市）级以上党委宣传部的报告，都认为这一学习有了很大的收获。目前多数地区高级干部正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少数单位学习了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
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
高级干部对苏联共产党文件的学习收获是十分显著的。高级干部是负着领导责任的，他们对工作的好坏和党的政策能否正确贯彻执行是起着极重要作用的。这次学习除了在国际形势方面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并大大提高了对和平运动的认识以外，马林科夫同志报告中关于工业、农业、商品流转、运输和邮电、节约制度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和自我批评，给了工矿财经部门干部的启发和教育作用极大。许多干部，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检查了自己的工作，批判了自己对经济建设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改进了工作和领导方法。这一学习对于制订国家建设计划和完成今后工业化任务有很深远的影响。在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党的经验方面，对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反官僚主义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有许多地区（如华东、华南、辽西、湖南等）并把这一学习结合反官僚主义斗争来进行。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虽然还正在进行，但这一学习已带来巨大的影响。它使干部头脑清醒，认识了研究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认识了单凭主观愿望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错误。干部中单纯注意政策忽视理论的错误观点开始得到纠正。其次是在学习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问题后，许多干部初步联系研究了中国商品生产的特点和价值法则作用的范围，开始把当前工、农、商业政策中的各种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加以研究。
这一学习确实已经迅速提高着高级干部对于前进目标的观察和判断的本领。这一学习，也极有力地证明了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和理论，对中国经济建设任务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这次学习又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经常化初步打下了基础。高级干部的认真学习，还大大推动了一般干部的学习热潮。
但在这一学习中，也显示出一些高级干部的理论准备的十分不足的严重状态。具体表现是：第一、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理论基础知识太差。例如许多人在讨论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性的问题时，离开斯大林同志对问题的提法和具体分析而在“什么是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矛盾”问题上进行抽象的争论。许多高级干部在学习中，特别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遇到政治经济学的准备知识不足的困难。有些干部过去虽然学过政治经济学，但或者是没有学好，或者是忘了。在某些单位高级学习组中，对“什么是价值、价值法则”的问题，大半同志答不出来或答不清楚。据一个省的省级机关统计，参加高级组学习的一百二十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对法则、价值、利润等概念弄不清楚。这更说明加强高级干部理论教育是十分迫切和严重的任务了。第二、在学习方法上还表现有经验主义的倾向。许多干部不先把文件内容弄懂，就忙于“联系实际”，把学习讨论会变成了工作讨论会。在这种讨论会上，经常是无准备地、随意地争论着许多工作中或生活中的琐碎的枝节的问题，形式上虽很热烈，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工作中和思想中的问题。还有一些人把联系实际看得很狭隘，只要学习内容距离本单位或本人的具体工作稍远，就认为是“脱离实际”。在学习中也有教条主义的、清谈的讨论，但多数却是忽视对理论著作做刻苦认真的研究。很多的讨论会是中心不明确的。
除此以外，由于高级干部工作忙、任务紧，在学习苏联共产党文件的后期，呈现出学习制度的松懈状态。也有少数人从开始后就经常缺席。各级党委宣传部大都有认为高级干部不好领导的顾虑，不去进行必要的督促检查。
因此，高级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必须继续加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的发表，给高级干部理论学习带来巨大的新的推动力。中央规定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这一学习将从理论上思想上武装全党主要干部来完成伟大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在执行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时，必须继续坚持业已初步形成的学习制度，必须继续批判忽视理论的错误思想，必须采取步骤加强对高级干部学习的指导（许多地区组织负责同志在学习开始时作启发报告，在学习结束时解答问题，开讨论会时组织中心发言，这都是有效的。华东并规定结束时每一高级学习小组写一篇论文作为考试，这也是有益的）。
理论教员、业余党校和“学习室”
组织一般干部的理论学习，有些地区已经获得一些成绩和经验，如设立教员和举办教员训练班，组织干部业余党校，设立“学习室”等。
第一，设立教员、讲师团和举办教员训练班。理论教员的缺少和质量不高，是各地进行理论教育的主要困难之一。各地从一九五一年以来，逐渐设立了一些专职、兼职的教员和辅导员（辅导员多不教课，只担任领导讨论、补课、解答问题等工作，多数是由参加学习的、水平较高的干部担任）。据一九五二年底统计，理论教员已有九、三八四人，除专职教员五四二人以外，都是兼职教员。设立专职教员较多的是华东和东北，其中河北省并大体做到每县设立专职教员一人。
设立讲师团的有东北、中南等地。东北在去年冬天把东北局党校高级班毕业学员四十一人担任专职的讲师团团员，集中在沈阳、鞍山等地进行讲授。中南聘请负责同志二零七人担任兼职讲师。沈阳市也聘请负责同志组织中级组的兼职讲师团，并把全市初级组的四百余名教员做统一的调配。各地采取后一种形式的较多，但因为它不是较严格的组织形式，因此有时也不起作用。
为了提高理论教员和帮助教员备课，各地先后举办了一些短期的理论教员训练班。如华北局宣传部在一九五一年冬举办党史教员训练班（二十六人），一九五三年二月举办经济建设问题研究班（四十八人），东北局党校在去年七月举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学习辅导员研究班”（学员中厅局长一级的干部一百十名，旁听的二千余人）。西安市委宣传部今年一月举办中级组辅导员训练班（五十七人）。这几个短期训练班以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把各省或本市调来理论水平较高的宣教干部和厅局长一级干部提高一步，然后由他们回到本省传授和训练更多的专职和兼职教员（如河北、山西都随着训练了二百余名中初级组的党史教员）。华东局党校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讲座，黑龙江省委陕西省委也举办了理论教员训练班，甘肃举办过辅导员训练班。沈阳市的教员训练班，使教员“边学边教”。这些训练班的设立，对于解决缺少理论教员的困难起了不少的作用。
目前教员和训练班的情况是：一、绝大多数的理论教员是兼任的，因此常常由于工作繁忙不能专心备课和授课。二、理论教员的理论水平低。现有的教员绝大多数都是初级组的教员。只有少数兼职教员可以给中级组讲课。一般专职教员理论文化水平更低，他们半数以上是长期作小学教育工作的。三、专职理论教员经常被拉去兼任其它工作而且调动频繁。如长治地委许多县的理论教员常以一半以上的时间，甚至整月的时间去帮助筹备各种会议、帮助整理材料和修建。因此业务水平很难提高。许多专职和兼职教员受训后即被调走。山西省长治地委十七个专职教员，一年多时间内已调走了一半以上。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的第七节着重指示了解决教员问题的必要性，规定了省、市委以上党委必须举办中、初级组教员训练班，规定了对教员质量的具体要求，并解决了教员编制问题，这就为解决教员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在两三年内能逐步培养出一大批努力教学、讲解正确、态度谨慎的理论教员，不随便调动他们的工作，并经常给他们以必要的帮助和对讲课内容给以必要的监督，就会使学习指导薄弱的状况得到转变。
第二，推广举办业余党校（业余政治学校）。各地一般干部的理论教育在举办干部业余党校以后，就能更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习效果也有显著的提高。业余党校的优点，就是采取学校的形式进行教学，便于制订教学计划和便于集中管理。沈阳和唐山的经验（见一月二十七日本报）证明，设立了业余党校，聘请了教员定期讲课，就改变了过去中、初级组学习时专靠自习、无人指导的情况，也改变了过去由支部或“学习委员会”管理时经常发生的无人负责状态。因此，它对理论教育的经常进行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据去年十二月底统计，各地已有业余党校八百所以上。东北各地设立业余党校较普遍，沈阳市委、河北的唐山、石家庄市委、中南的武汉市委和西南各地对业余党校工作较注意。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都曾开办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由苏联和中国教授讲课。这类形式成绩很好，但大量推广则有困难。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不仅规定了应该推广举办这种学校，而且指出办好这种学校“必须有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教员（包括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和辅导员，必须设立管理教务和行政工作的专业机构”。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目前有些干部业余党校所以没有办好，甚至是“有名无实”，正是没有保证具备上述条件。这些没有办好的业余党校必须根据中央的上述指示加以整理和充实。
第三，设立“学习室”。在省（市）委宣传部设立的“学习室”，起了帮助教员（如召开教学研究会，传达报告等）、编写和审查讲课提纲、解答问题、介绍参考书等辅导作用。东北已设立这种“学习室”二十五个，有干部一○五人。其它如北京、华东也设立了“学习室”。目前广大干部的理论教育已开始走上正轨，许多干部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已大为提高，他们在学习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得到解答。“学习室”在研究和解答问题上已证明是可以起相当作用的。随着理论教育的发展，学习指导的任务的加重，逐步建立“学习室”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