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殊谊笃别有深哀——忆刘岱峰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情殊谊笃别有深哀
　——忆刘岱峰同志
戎子和
（一）
我和刘岱峰同志的交情很深，既是亲密的革命战友，又似情同手足的兄弟。即使是在与我同一时代的好友中，像我和岱峰这样长期在一个地区、一个机关工作、生活，并在一起渡过严酷战争岁月的，也是不多见的。
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开始，直到解放战争将近胜利，在这段非凡时间里，我和岱峰始终没有分开过。我俩曾一起以合法的身份在阎锡山那里共事；我俩和其他同志联名发起组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在这个革命组织里担负部分领导工作；后来，我俩又先后到了太行山，一起在晋冀鲁豫边区政权机关作财经工作。在太行区遭到严重敌祸、天灾的艰难困苦年月，我俩同住一个村、同吃一锅饭，同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反扫荡、同带机关干部离开驻地到黎城等地开荒种地。有时，我俩还一起外出调研、一起出外参加会议。特别是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精简机构、减少人员（由５００余人减到１００余人），大多数负责同志离开单位（有的到延安开会，有的到北方局学习）时，我和岱峰一起在机关留守。他分担了我不少日常工作和部分财经领导事务。那时，我俩朝夕相见，相濡以沫，公事私事，无话不谈。１９４７年，岱峰遵照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首长的调令，随军南下，进军大别山，我们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天天在一起，但仍函电频繁，息息相通。当部队供给发生困难时，前方后方有时也不免有所争论，但同为前线的军需供应服务，因公争论，无妨大事，个人友谊，有增无减。全国解放后，岱峰先任西南大区财委副主任，后调国家财经部门任职。他调来北京后，我们往来又多起来，经常一起谈心议政，其乐融融。“文革”中，我们都受林彪、康生、“四人帮”迫害。他违心地写点“交代”，甚至牵连到我。我理解他当时的处境，原谅他的所为。待落实政策后我们见面时，他已被整得重病缠身，见此情景，我心里非常难过。这以后，我们同住一条街，隔楼相望，往来更加频繁。
岱峰逝世后，我时时刻刻在思念着他。每当我遇到其夫人江冬同志时，往往悲痛得难以控制。斗转星移，但是，我们共同战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二）
在岱峰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有许多值得怀念的史实。我最了解和佩服的事迹有两个：一是在组建“牺盟会”过程中的重大贡献；二是在山西十二月事变中的功劳。
１９３６年５月初，原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取得重大胜利后，全部回师陕北。在回师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一事件，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尤其对山西的局势，影响极大。山西的统治者阎锡山，为了他的自身利益，表示要“联共抗日”，对革命力量的压制有些松动。全山西的革命浪潮又有新的高涨。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岱峰的。此时，岱峰虽非中共党员，但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１９３６年“九·一八”五周年前后，我们这些在阎锡山那里作事的人，向阎锡山建议，成立一个抗日团体，联合山西的各种抗日力量，以便应付日本的突然进攻，并挽救逐步加深的亡国危机，还具体建议这一组织的名称可叫“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表示同意，但害怕公开标榜抗日会引起麻烦，将“抗日”两字改为“牺牲”。于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就开始酝酿成立了。组建“牺盟会”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阎锡山对它的组建也控制得很严。从发起到起草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宣言、通电，再到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公布文件，然后组建机构、发展成员，每一步骤、每一环节，阎都亲自过问。不经过他的同意，寸步难行。所有这些需要和阎锡山打交道并争取顺利通过的事，主要是岱峰办理的。在阎锡山眼里，岱峰更“可信”。岱峰就因势就势，机敏灵活的一次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岱峰原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学生，知识面广，文笔流畅，我们推举他撰写“牺盟会”组织章程。他在起草的组织章程中，旗帜鲜明地写着“抗敌救亡，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一件工作，不管任何党派、任何阶级、任何职业的朋友，只要是不愿作汉奸作奴隶的人们，都吸收到我们组织中来”。“牺盟会”其他文件中还写着“反对不抵抗主义”、“打到鸭绿江边、收复失地”等等国民党很忌讳的内容。“牺盟会”的筹组工作大体完成后，我们在太原市海子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宣布了“牺盟会”的诞生，公布了各项文件，向全国发了通电，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示威。在山西发生的这一重大政治举措，虽是全国革命进程中的一点星星之火，却有迅猛燎原之势。山西的政局，紧紧地连系着全国，在我们组织的群众大会开过之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同胞的强烈震动和共鸣。平、津、沪、穗、汉、川及南洋华侨纷纷来电声援赞助。同时，也引起反动阵营的警惕和慌乱。蒋介石害怕山西的事件会像堤防决口，不可收拾。急忙让有关大员向阎锡山查问，阎锡山内部一些人也害怕招惹日本挑衅，唧唧喳喳，向阎锡山“叫苦”。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的态度有些倒退，他严厉追查“牺盟会”文件是谁起草的，并要求登报修改。我们立即当面说明：所有文件都是岱峰向你请示并经你同意后才公布的。岱峰也勇敢地站出来说明具体经过，阎锡山才改口说：“我瞌睡了……”。这才将此事撂下不提。从上述情节看，在这一事关“牺盟会”命运的斗争过程中，幸好有能和阎锡山说上话的、且了解阎脾气的像岱峰这样的一些人和阎锡山周旋，否则，结果会很糟。这是岱峰（当然也包括其他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发生的山西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件）是山西反共顽固派向山西新军“决死队”等抗日部队和“牺盟会”大规模的公开进攻的起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部分。在这一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决死队”和“牺盟会”。据我了解，我们队伍中有很多同志亲自经历过这次事变，参加过这次斗争，但是，经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尤其是经历上层对抗斗争过程、直接与山西顽固派首脑人物接触的人并不多。岱峰是这方面的知情较多人之一。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岱峰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无所畏惧地向阎锡山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革命事业立了功。
（三）
岱峰之所以能够在上述方面作出突出功绩，固然与他的聪明才智有关，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错误这样一个重要因素所致。
我一直认为，人与人不同，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都有自己的特点、个性，也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误。岱峰青年时期曾接受共产主义理想、投身革命事业、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太原被捕入狱时，曾一度脱党，犯过错误。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难能可贵的是，岱峰在犯了错误之后，不仅没有文过饰非，也没有消极悲观，更没有与党离心疏远、自暴自弃，而是抱着深刻反思、严格自责、知错认错的决心，立志用比别人更加努力的精神，向党靠拢，一心一意，认真体会贯彻党的政策，坚决按照党的指示行事，继续革命。他在世界观上的真正觉悟，是他在一生革命生涯中，努力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在我和岱峰的长期接触中，处处有这种感觉。
我和岱峰初次相识时，就觉得他不仅没有青年学生那种盛气凌人、夸夸其谈的通病，而且和蔼谦虚、老成持重、谨言慎行。他在讲话时，总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以理服人，不强人所难。
他一贯表现是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但并不唯唯诺诺、模棱两可、不讲是非。他遇事三思而行，但决不赶时髦。要他办的事，他干得干净利落，从不拖延敷衍。
内因外因总是互有联系、互有因果的。内因确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如果没有适当的外部条件，内因的主导作用也难以发挥。岱峰的成就，当然主要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党的正确政策，他也不会有上述的种种成就。从抗战前夕开始，党组织就看到岱峰的积极方面，对他采取放手、信任的态度。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期间，边区政府充分发挥他的所长，特别尊重岱峰的职权。我认为，党组织对岱峰的正确政策，可以说是特殊性的政策上的成功事例。
纵观岱峰的全部历史，他是有功于党的好同志。正是由于他的那些特殊表现，前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副书记薄一波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介绍他重新入党，并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部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随刘邓大军转战中原、华东和西南地区，这是他的荣耀。他逝世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革命生平，登载了他的照片，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他在九泉之下，可以无憾了。（附图片）
师生们在空军西北某基地聂荣臻元帅墓前缅怀前辈。
　本报记者　陈志摄